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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2021-06-18 09:23
陈述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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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根

自2020年起,关于外卖骑手群体生存现状的讨论度和关注度上升。

2020年3月,“人物”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深度报道展现了外卖行业中险象环生的现状,几乎引爆了全网。文章中,面对外卖市场的激烈竞争,平台持续地追求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采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并在发掘人力极限的过程中,不断降低送餐时限。

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在2019年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这个过程里,超速翻车、逆行撞人、闯红灯被撞等诸多交通事故频发。网络上充斥着对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的挞伐之声。算法等科技手段对外卖骑手的“盘剥”和系统平台的对外卖骑手的规训,也让外卖行业成为众矢之的。

今年来,前有北京人社局副处长送外卖,体验骑手真实生活;后有北大博士后陈龙为做研究,发表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然而,除了关注外卖行业的系统之难,外卖作为当前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模式结合的代表行业,其所面临困境却远未结束。

从权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陈根: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灵活用工成为权益黑洞?

不可否认,近年来,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发展迅速,网约车、快递物流、外卖送餐、网络直播等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形态,外卖骑手就是其中的典型。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数据显示,这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中的服务提供者,总人数已达8400万人,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这里面,又有相当一部分人隶属于组织型平台。对这类平台来说,平台方是整个劳务过程的组织者,劳务供需双方分别与平台进行缔约,至于二者之间,鲜有直接的缔约行为。

具体来说,平台拥有完备的信息系统。消费者通过搜索引擎快速找到餐厅、下达订单并选择物流配送,最后通过在线支付划转货币,整个交易均在网络上完成。网络信息联接着外卖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在这样的系统下,餐厅按订单生产,骑手按订单配送,生产、劳动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均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外卖配送有餐厅自配送和平台配送模式,由于餐厅自配送需雇佣并管理骑手,为节省用人成本,集中发展主业,餐厅往往把非核心业务即配送剥离,外包给平台(饿了么、美团等)。

平台独揽配送业务后,改变了原来的中间渠道(用人单位),将传统的“用人单位+员工”模式替换为“平台+骑手”模式,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使用骑手,“即需即用,用完即散”。当前,骑手与平台间的用工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专送模式、外包模式、众包模式。

专送模式是平台自营骑手,即全职骑手,与平台形成劳动关系。专送骑手由系统派单,每单提成基本固定,不受距离影响。此外,专送骑手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固定底薪,薪资月结。专送更注重服务质量,如“饿了么”专送有“准时达”服务。此外,专送还有距离补贴和重量补贴等。

外包模式则为补充平台直营(专送)骑手的运力不足采用的第三方团队模式。平台将业务外包给外包公司,如“饿了么”平台将配送外包给“蜂鸟配送”,骑手由外包公司自行招募,与外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骑手以劳务派遣等形式输送入平台,骑手与平台间只存在用工关系,无直接劳动关系即用人关系。

众包模式即平台“向大众外包任务”,把过去由其组织内部员工执行的配送任务,外包给非特定的骑手,美团、蜂鸟等都有自己的众包配送系统。众包骑手无需受雇于固定的用人单位,只需登陆APP、注册帐号,即可抢单配送。众包骑手多为兼职骑手,实行抢单制,由餐厅派单,骑手竞争抢单,手快则单多,送单多则挣钱多,不抢单则零收入。

陈根: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众包模式成为当下外卖骑手的主流模式。然而,众包模式也使得众包骑手面临着权益黑洞。一方面,平台与骑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成为当前众包骑手用工绕不开的棘手问题。众包模式下劳动者由于工作时间自由、一般不以外卖配送作为唯一收入来源、工资发放时间不固定,实务中往往不将众包骑手与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界定为劳动关系。

目前,劳动关系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义,且劳动关系与诸如劳务、合作、雇佣关系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边界、区分规定不详。大多数平台不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律对事实用工关系的判定严重滞后。除专送外,其他骑手身份定位依然面临组织从属性弱化,为谁提供劳动认定困难;人格从属若即若离,接受谁的管理难以界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外卖骑手大多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这就使得外卖骑手进一步陷入权益困境。比如,外卖巨头的行业报告显示,注册外卖骑手人数已达600万。而中国社科院2020年11月在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有社保的骑手多为兼职,是原单位交的社保,或是骑手自行缴纳。

亲身体验了5个半月外卖员生活的北大博士后陈龙也在论文中提到,“在互联网平台行业,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使平台公司更易摆脱劳资关系和雇主责任”。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4月发布的数据,在新业态用工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中,有58.74%的案件(84件)因从业人员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引发,而在这些案件里,用工企业为从业人员依法缴纳社保的只有6件。

就这样,浩浩汤汤的外卖骑手们,“裸奔”在了用工权益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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