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三，现在说说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笔者接下来的论述事实上是理解香港现状困境的关键，而且是许多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香港制造业北迁之后，虽然看上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格局，并由此使珠三角成为香港这个服务业中心的腹地，但香港与广东之间的联系却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CEPA之前，香港与中国大陆作为两个关税管辖区，货物往来极其不方便。2003年6月CEPA签署之后，解决了货物贸易的便利进出问题（事实上最后解决是2018年12月签署的CEPA框架下的《货物贸易协议》），但仍未解决服务贸易的跨境便利。这使得港商协调跨境的产业升级十分困难。等到2007年CEPA4（第4补充协议）开始解决服务贸易障碍，到2011年12月CEPA8（第8补充协议）、2012年CEPA10初步解决服务贸易问题之时，历史时机已经错失了。更何况直到如今，跨境的资金流通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不要说跨境的信息流通了。

所谓各种跨区域经济活动的便利展开，无非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便捷高效的流动。对于香港和其制造业所迁至的珠三角地区来说，倘若在1997－1998年这个时点（当时香港制造业刚刚基本完成北迁过程）看来，各种流均存在一定的不便：

人流：

当时香港人持回乡证，尚可以较为方便地进入深圳及珠三角地区，但陆人去香港则需要办港澳通行证，办理过程繁琐，一般设定为一年两次或一年一次，此种证件仅可供事先较早计划的旅行，根本不可能作商务之用。这意味着一间港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的工厂，仅能维持“前店后厂”的模式，所有后台作业均在香港完成，只需要个别香港工作人员定期到达深圳工厂。很难设想它聘请大陆籍的管理、研发、设计、营销、财务等人才，进行技术升级，因为这需要总部和工厂之间大量频繁的面对面沟通，在当时人流不便的情形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跨国公司也根本不可能在香港设立运营总部和研发中心，同时在深圳、东莞地区设立工厂。

当时的交通也甚为不便，即便是深港之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通勤。所谓的通勤交通，最理想的效率至少应达到：倘若一个技术员需要带样品到工厂进行调试，他早上8点从家里或公司出发，9点能到达工厂，通过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回到公司，6点下班回家。这在1998年的深港之间也许可以实现，但该技术员一定会疲惫不堪，无法成为一个持续多日的活动。到现在这已经可以满足了，但也无法达到像深圳和东莞之间这样的状态，该工作人员从位于南山的家或办公室，可以在1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到达宝安北区或东莞的工厂，做完事情后，中午可以回到办公室。而这种状况才是真正的通勤。

这种状况后来获得的逐步改善，主要是大陆人前往香港的管制措施有所放松。比如2009年4鬅开始，允许深圳人一年多次往返签注，这意味着深圳户籍居民可以在一周里的任何时间抵达香港办理商务，而第二天倘若有需要，仍可再前往。这一政策使得一间公司可以自由地在深港两地分布其各种功能，并自由地选择聘用香港员工或深圳员工，就像一间公司可以自由地在深莞之间分布其各种功能和聘用人员一样。但遗憾的是，2012年因打击水客，而将此政策改为“一周一行”，这严重影响到跨境的商业会晤安排。

物流：

这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税，和通关效率。

税的问题是单向的，因为香港自身是一个零关税地区，大陆进入香港的货物不需要关税，但香港进入大陆的货物则需要关税和其它一些税费。CEPA解决了香港原产地货物进入大陆免税的问题，但这目的主要是鼓励外资在香港设厂，从而可以获得零关税进入。事实上由于香港已经很少有工业，时间已经证明香港已很不适合在本埠运营制造业，那么这个政策的意义就变得很小。只有允许非原产地货物，才有意义。

事实上，香港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一种关键性的角色，以ICT产业为例，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就必须适应能够令整个产业链在全球和中国之间自由地分配其产业环节与功能，在这种自由配置中，香港凭借其自身优势获得其中一种功能。但中国大陆现在尚不能完全配合这种自由配置。

这既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不利因素。

好处是，当中国作为全球工厂（这主要基于廉价而大量、优质的劳动力，以及较低的生态环境成本、完备的电力供应、成熟的物流供应链系统等）时，全球价值链大量向中国倾斜，依赖中国的生产网络，但由于货物不能在中国境内外免税的自由流动，为了提供效率和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这就迫使许多零部件在整装厂周边生产，迅速做大了中国生产网络的生产规模。这是中国制造业能够迅速成为全球第一的原因之一。

不利之处在于，当中国不再是一个优质的全球工厂（劳动力成本上升，且供求关系大为改变，环保、能耗要求提高等）时，这个生产网络需要寻找低成本洼地时，它的迁徙就不得不全链条迁徙，而不给中国大陆留下一种有利且适合自己的角色。当然，这个生产网络可能会分为两部分，一是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部分，仍有可能留在中国大陆，而为非中国市场生产的部分，则会整体迁移到下一个生产基地。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兑现加入WTO时的许多承诺，让货物在中国境内外免税且自由地流动。除了WTO之外，中国还和东盟等地区签订了更多的开放贸易协议，使得货物能够更自由地进出中国。但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太过缓慢，而以服装、鞋帽等产品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做调整时，在其生产网络迁离中国大陆时（21世纪头10年），没有等到这种贸易自由化，这导致的结果是这一生产网络被迫去中国化。这也是香港最终在这条价值链里的角色越来越淡化的原因之一。

资金流：

这首先涉及到金融功能的实现，同时亦即一间生产运营企业其内部的资金融通（筹资、资金调拨、交易结算、投资实现等）功能的自由实现。由于很多资金最终形成为资本，因此这涉及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利益目的。但目前国内尚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还需要时间。

而香港本是三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是全球的资金洼地，全球资金和资本都可以最为便捷地抵达这里。然而这也必然使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形成严格的隔阂，因为香港即意味着全球自由市场，与香港的便利往来就意味着与全球的自由流动。而这在现阶段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这对香港形成了既有利也不利的局面。

有利的是，由于外国资本和资金不能自由进出，而那些对进入或投资国内市场有兴趣的全球资本，就不可能或难于直接进入中国运营，比如在上海或北京实现其金融枢纽功能，那么它们最方便也最可信任的运营地点就是香港，这使得想要进入中国内地的全球资本大都在香港设立基地，作进入中国的准备。

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采取的是与纽约、伦敦同样的法律制度，他们熟悉而信任，另一方面香港人又较为熟悉中国市场（毕竟有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等便利），加之政府为了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又给了香港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正是这一原因，在40年里，香港一直稳定地成为中国大陆FDI的最大来源地，并在总量上达到了70％左右。

不利的是，香港的金融体系和资本，进出国内仍被视为外资，受到外资政策的各种限制。这使得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与自己服务的腹地被生硬地分割开，使自己的服务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一方面，北迁的香港制造业与自己的总部之间被割裂了，不能便利地实现企业配置资源的要求。另一方面，但核心腹地珠三角的企业需要使用香港的金融服务功能时，也受到了诸多限制。当然，跨国公司倘若要在香港设立其亚洲运营基地，仍然受限于这种割裂。

以香港创业板为例，它本来是香港实现自己在整个创新科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最优角色功能的科技金融资源配置平台，但受限于资金与资本的不能自由流动，当它不能在香港本土寻觅到足够的IPO公司资源（这当然也是由于香港没有能够发展起足够量的科创公司）时，本来可以在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实现这一目的，珠三角的科技公司也确有在香港融资的需要，然而双方的这种需求皆难以实现：在香港创业板所融资金无法便利地拿回内地使用。

这使得只有那些想要开拓国际市场、或者在全球布局其生产网络的珠三角科技公司，才会选择在香港上市，这样它可以便利地在香港融资，而服务于自己的国际化布局。这也是为什么较少有中国大陆尤其是珠三角的科技公司，选择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在香港创业板开板20多年后，广东仅有20多家这类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但与此同时有逾100家广东（包括深圳）科技公司选择在深交所创业板（2009年才开板）上市。当然，近10年里，一些民营企业出于资本或融资的目的，也增加了在境外上市的需求。

技术流：

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协同创新）、转移与扩散，对创新科技产业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和进步推动力。但在中国境内外，它受到了诸多限制。

对中国大陆来说，现在涉及到技术创新，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其一是，在主要的新技术领域，中国仍然是技术有所不足国家或曰追赶型国家，与领先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技术代际落差。在过去40年的过程中，事实上就是中国追赶和缩小落差的过程。通过中国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以及跨国公司向中国的技术扩散，中国迅速缩小了这种技术代差，也由此获得了惊人的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进步是惊人的，但代差和落后仍然是现实。只有在极少的领域，我们正在接近领先国家。倘若在此之际跨国公司不再向中国进行技术转移和扩散，将有效地制约中国的技术追赶进度。

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巨头跨国公司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以及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主要实施者。一个城市要想成为技术枢纽，它必须成为科技巨头跨国公司的根据地。香港正是由于没有成为科技巨头的重要节点城市，因而没有能够成为全球和区域内的技术枢纽，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技术扩散。

其二，技术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创新过程，现在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协同创新，而这种协同创新更主要是沿着全球价值链进行。

香港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一个主要的创新型城市，就是因为香港由于没有找到在ICT等产业链中的角色，因而在科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成为一个旁观者或轻度参与者（主要是在物流供应链环节承担转口贸易功能，以及提供部分融资功能），不能参与到这种全球协同创新之中。

现在又新增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由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中国似乎想要强调“自主创新”，从这种全球协同创新中脱离出来，构建一个有所不同的价值链，从而避免被技术上卡脖子。

现在中国希望香港与广东融合，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承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角色。那么问题来了，所谓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无非是两种功能，一是本身成为国际技术创新的策源地，这要求香港的大学能够将知识创新的链条延长到技术创新的环节，也就是建立与科技产业的密切联系；二是要求香港能够成为跨国公司（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技术枢纽。这两者如何实现，我们后面再作讨论。

信息流：

这一直是一个被人忽视的环节，但它越来越重要。

在一个全球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中，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动，从而激发激活创新动能。这里所说的信息，包括两部分，一是传统的信息，二是数字信息，亦即大数据。

就传统的信息而言，市场信息与意见不能在香港与中国之间自由而高效地传递，影响了市场制度的合理运行。香港本是英文信息与中文商业信息进行转换的一个枢纽，但这种功能受到了部分限制。就数字信息而言，全球各国都出于数字安全的考量，对之多少也都加以管控。

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不能自由流动，是香港过去30年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在1980年之前，香港经济基本独立于中国经济体之时，这个问题尚无关紧要；在1980年之后，香港经济已经建立了与中国大陆的血肉联系之后，这种障碍就较为明显。

由于这五个因素，香港作为一个服务业中心，与其腹地（特别是珠三角）之间的血肉联系，受到了严重的迟滞和梗阻，资源不参自由配置，因而香港就不能顺利地扮演服务中心的角色。当然，这其中一个副产品是，深圳替代了香港，成为珠三角区域的一个重要服务中心，特别是金融服务与科技商业服务。

由于这五个因素，香港人在中国大陆创造的财富，亦即GNP，不能造福于香港本土，导致GNP与GDP的背离，GNP没有问题，但本地生产总值不能增长，就业会出问题，尤其是低教育背景者的结构性失业，和总体上的收入难以增长。遂使香港宏观经济（GDP）呈现出衰败之象，严重打击了香港本土的信心。

由于这五个因素，香港在1980年之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是当时亚洲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顺利升级为科技金融和科技商务服务中心，甚至找不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创新网络中被边缘化。

这就是过去20多年时间里，在深圳高歌猛进地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同时，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