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的多篇文章中，特别是在《北部都会区，“第三香港”？》、《“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第二？》，以及《一个地区创新系统的生成》、《悲喜创业板》中，不同程度地谈到了香港在深圳地区创新网络中的角色。接下来两篇我将对此进一步从历史形成和地区功能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香港虽然开埠甚早，1930年代和1940年代末，也曾有内地工业搬迁至港，但真正大规模工业化却是在1960年代，到1970年进入爆发期（这也是为什么1970年代中后期广东爆发逃港潮——当时香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当时全球的日用消费品轻工业生产基地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香港承接了许多这样的产业，包括纺织服装、鞋帽、塑胶工艺礼品、家电、玩具、家具、五金、光学用品、假发等产业等等。其中略有技术含量的是电子工业。

在1960年代初，几家美国著名的电子公司到香港设厂，装配分立组件，如磁芯存储组件、二极管、晶体管和电容器等，推动了香港电子业的极速发展。1960年香港电子厂仅4家，1970年这数字就已经变成了230家，雇佣工人人数也从183人增至3．8万人。在这期间，香港电子厂甚至曾为美国生产过一些国防用的电子产品，装配过有线无线两用电视机，火箭发射零件和雷达装置等。
1970年代，大规模集成电路问世，电脑、电子表产品迅速增长。更多外资在港设厂，带来了更多“宝贝”——用于装配集成电路、电子表、音箱器材、计算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香港电子工业有了第一次发展高潮。到1980年，在港电子厂增至1316家，雇员达到9．3万人，出口值达到134．17亿港元，此时已经占到香港出口总值的12．2％，成为香港第二大行业。1981年半导体收音机的出口量超过美国和西德，居世界首位。

1980年代香港电子工业迎来第二波高潮，先后在大埔工业村引进美日技术和设备，兴建了兴华、爱卡、华科三家生产集成电路的工厂。1989年香港的电子工厂达到2009家，出口值达到558．18亿港元。1992年底，香港共有1305家电子厂，电子产品出口值迅速增为602．91亿元，占香港制造业生产总值的25．8％。

香港电子工业也开始不满足于简单的收音机、录音机、电子表、计算器等产品制造，瞄上了微型电脑、个人电脑、多层次线路板、电脑外围设备、高级通讯器材、音响等产品。

然后很幸运也很不幸的是，当时香港轻工业遇上了成本瓶颈，而刚好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并在香港一河之隔设立了经济特区。香港的制造业可以不用被成本倒逼而被迫升级其技术研发水平，而是北迁到深圳，形成“前店后厂”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来谋取更丰厚的利润，香港工业由此失去了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的可能性。

1985、1986年，深圳开始第一次产业转型升级，从原来的商贸业、建筑业转向发展工业。1985年11月，由国务院直接指挥组织，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座谈会”，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在继续积极引进技术的同时，逐步做到生产以外销为主，力争给国家多创外汇”。深圳据此提出七五计划的工业目标：利用外资15亿美元，国内投资60亿元人民币，新建工厂500间，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90亿元。同时，从1986年起到1988年，用三年时间，基本形成外向型的工业结构。

自此深圳进入雄心勃勃的快速工业化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三资企业持续大量涌入，并迅速从特区内溢出并布满特区外的广大地区，特区内形成了以电子轻工为主的上步、八卦岭工业区，以高新技术为主的科技工业园，以机械加工为主的梅林工业区，以轻工、纺织为主的莲塘工业区，以建材为主的龙井工业区，特区外则沿107国道以及深惠公路，两条发展轴展开制造业布局。

在此期间内，深圳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1994年，深圳GDP已经超越许多传统工业基地，上升到全国第6位，2000年之后，则长期居于全国前三大工业中心。1985年，深圳工业总产值为26．7亿元，2000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已达到2518亿元，2008年这个数字则变为15860亿元．
帮助深圳特区完成第一次产业转型的，是香港的制造商们。

如同水银泄地，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香港上述各种传统轻工业品制造业工厂几乎全数迁入以深圳为主的珠三角地区。到2000年此一过程基本完成时，据统计香港纺织业加工工序的90％、制鞋业的80％已迁到以深圳为主的珠三角地区。香港自己则转向时装、机械设备、仪器及零件业等产业。1981年时，香港制造业尚雇用90万名工人，到1995年已下降为38．6万人，1999年更进一步下降到24．5万人。

香港制造工厂北迁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新的工厂、完善上下游产业配套体系的过程。是以在80年代初香港的制造业工厂数也不过4万多家，但北迁深圳及珠三角之后，到1997年，香港仅在深圳的工厂就有12400家之多，在整个珠三角的注册港资工厂到21世纪初则有6万家之多，而与此同时，留在香港本土的工厂则仍有1万多家，只不过它们大都已转向较为高端的生产或研发、服务。

涌入深圳的1万多家港资工厂，是深圳最初工业化的主力军。这其中电子工业、五金和模具工业，是为后来深圳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做出最初贡献的主要产业。港资工厂为深圳培养了大量的熟练技工，和车间管理人才。这些产业的存在本身也为深圳ICT产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前店后厂”模式意味着香港作为商业中心、研发及销售中心（香港联络全球的贸易网络）、供应链管理中心，而深圳及东莞作为生产网络而存在。很快地在1980－1990年代，香港人帮助深圳和广东地区开始建立一个高效的供应链网络，这包括建设广深高速公路、皇岗口岸、盐田港码头（之前招商局集团已建设了蛇口港）等，并使盐田港成为全球各大班轮的挂靠港，通过货柜车公司进行从东莞、宝安到香港葵涌码头的通关运输。

而香港作为生产服务中心，则为这个生产网络提供金融、法律、会计、品牌、设计、谈判等综合协调服务。再后来，深圳也建立了一套这样的服务体系——香港在这过程中提供了不少帮助。
笔者认为，与前述1万多家港资工厂相比，香港帮助深圳建立了这套服务体系和供应链网络，才是更重要的。

二

与香港制造业北迁导致香港本土产业空心化几乎同时发生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由于同一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房地产港沫（泡沫形成的其中一个原因，本就是香港制造业北迁后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回流本港之后，导致的资产价格暴涨）破灭，香港遂面临着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

在“去工业化”之后，香港的经济支柱，一般认为包括金融业（含与此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航运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可以看出都是服务经济，但香港服务经济原本面向两个市场：东南亚市场和中国大陆市场，在1998年之后，香港几乎放弃了东南亚市场，专门面向由CEPA为之确立的外资相对垄断地位的中国大陆市场，这种特许政策，名为爱之，实足害之，使其失去全球竞争力。问题是，看上去似为其开拓了腹地，但仍有看不见的铁丝网组其实际为腹地提供服务。这就是深圳金融业为什么能够崛起的原因，总得有一个金融中心为本地区提供这类服务。
那么香港经济仍需在其内部寻找转型方向。北京为其指引的方向是科技创新。

在回归前，香港是没有什么科技创新产业的。截至1997年，港府实际每年对科技投资额年均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0．03％，大大低于韩国的1．84％和新加坡的1．27％。”

1998年10月，当时的香港特区董行政长官在其上任后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提出科技兴港，要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董长官还特别延请了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田长霖博士，担任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首任主席。在田长霖主导下，1998年港府决定斥资50亿港元设立创新科技基金，并决定创新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曾计划名为硅港Silicon Harbour）。遗憾的是，田长霖博士于2002年因病辞世，港府之后再没有找到一个具有田长霖博士这样眼光，有可能成为“香港李国鼎”的人。

为了保持在信息科技方面的竞争力，1998年特区政府特别在基础设施方面，斥资158亿港元，发展集尖端科技与多媒体于一身的数码港，以吸引信息科技应用、信息服务及多媒体内容创作方面的主要高科技供货商集中进行产品的研究开发。耗资120亿港元的香港科学园，则主力发展信息科技及电讯、电子、生物科技和精密工程四大重点行业。香港科技园共分三期，特区政府每期投资40个亿，第一期于2002年7月1日正式开放。
如果说深圳真正把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城市主导战略的时间，是在1994年前后，那么香港在1998年确立创新科技发展战略，并不算晚。但为何20多年后，深圳显得颇为成功，而香港则收获不大呢？

让我们看看香港这个过程。

2000年，港府设立了创新科技署，专责科技发展。2004年时，港府对创新科技基金的工作作了一个检讨，50亿港元的基金，6年过去还有30多亿没有花出去。创新科技署决定发展五个重点，包括汽车零部件、纳米技术和核心材料、电子通讯、纺织及成衣，以及物流与供应链技术。基于此原因设立五个研发中心，预算26个亿。现在回过头来看，这5个研究中心的设立，并不是基于对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判断而作出的决定。

虽然在创新科技署的扶持下，2002年至2005年，香港受访企业中有过创新活动的比重，从不足2成增加到48％；企业研发支出占香港整个研发支出的比重，从33％提升至52％；香港整体研发支出从75亿元增至110亿元；研发人员数量从1．3万人升至2．2万人，增幅近七成，似乎已有不小提升。甚至香港科技园也有了不错的进展，仅2006年，一期科技园里的公司就向特区政府交了4个亿的利得税，在园里工作的个人交了3个亿，这还没算解决就业、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香港数码港则招致大量的批评，指其沦为房地产项目。

2010年，香港来源于政府的研发支出占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1％，而同年新加坡和深圳的比重分别为7．6％和7．8％。后两者均大幅高于香港。2011年，香港研发人员总量为24460人，新加坡为44867人，香港相当于新加坡的54．5％。香港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不超过0．8％，仍然处于颇低的水平。

2005年6月，曾荫权在行政长官补选中胜出，接任特首，他强调发展知识型经济（人才与知识为本的高增值行业），于2009年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包括医疗、环保、检测及认证、教育、创新科技和文化及创意产业，显示当时港府判断发展创新科技非香港长项。到2012年，六项优势产业增加值占香港GDP比重不到10％，其中创新科技产业比重不到1％。

2012年，梁振英成为第三位香港特首。他再次将重心放在创新科技发展上。2012年一上任即提出成立创科局的建议，但由于在立法会受阻而中途“搁浅”。在科技界强烈要求增设科技局的呼声下，2014年施政报告宣布再次启动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工作。香港创新及科技局于2015年成立，杨伟雄为首任局长。

创科局的9大工作重点，包括推动与全世界最顶尖科研机构合作的机会；推动智能生产和研究发展适合香港为基地的工业，创造优质和多元的就业机会；研究和推出措施鼓励私营机构投资创新科技；研究和推行智慧城市的措施；建设香港成为Wi－Fi城市等。

据说，在2014年创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前，香港的创科初创公司大约只有1000家，但到2021年已经上升到3800家，雇员数量也从当年的二千多人增加到几万人。在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措施之后，香港吸引的风险投资基金由2014年的12．4亿增加到2021年的近100亿，增长速度非常之快。

但是要说香港的创新科技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那还为时尚早。

2017年，深港两地政府签署《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正式提出了“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的概念，但2018年之后，香港内部的扰攘严重影响到了其经济发展。2019年，国家推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鼓励香港融入大湾区，共同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之后，香港终于把科创提到其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上来。

在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专门提出“要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香港较快地确定了除河套之外港方后续可能提供给创新科技的片区范围，即新田科技城。2021年10月，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北部都会区”的概念，林郑强调，要令“再工业化”植根香港，并与深圳以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相辅相成，使创科成为香港新经济动力，成就《十四五规划纲要》下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根据港府规划，港深创科园与落马洲╱新田一带地方，将会整合为新田科技城，当中与创科相关的土地估计约有240公顷。新田科技城联同深圳科创园区组成占地约540公顷的深港科创合作区。

除了新田科技城，特首施政报告中还提到将有240公顷的新用地资源，包括吐露港填海、搬迁污水处理厂等将原本占地22公顷的科学园增加至110公顷；在靠近前海的洪水桥一带预留了5公顷土地，用于建设一个媲美数码港的科研中心。原本的三个创新园——将军澳创新园、大埔创新园、元朗创新园未来也将有新的发展：大埔创新园刚刚落成两个生产基地；将军澳创新园也将落成一个先进制造业中心，以吸引高端制造业、智能生产厂家回流香港，从而培植香港本土的小批量的制造业优势，同科研基地紧密联系及互动、形成优势互补效果，而且已经有许多租户预租铺位，其中大多与高科技诊断、生命健康、科研设备制造等有关；元朗创新园在2023年也将建设一个微电子中心，支持微电子发展。

港府已经提出设想，在下一届任期内，扩大创新及科技局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凸显由创科推动香港再工业化的发展。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港府自1998年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对于是否以创新科技为发展主轴，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其中一个争议的重点，是对香港发展创新科技是否具备比较优势没有信心，而20多年的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历史机遇可能早已错失了。同一时期深圳高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似可反证这一点。

三

香港20多年的犹豫不决，也体现在深港合作，尤其是深港创新科技合作上。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一直向香港抛出橄榄枝，希望共建深港国际都会，但香港侧一直反应较为冷淡。一直到2006－2007年，香港才认识到深圳是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但之后地15年时间里，双方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合作共赢模式。“深港创新圈”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例。

2005年底，即将在2006年1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的深圳市政府，拟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一个汇报稿中，第一次使用了“深港创新圈”这个词，此后在2006年初深圳市政府“一号文件”中，正式把建设“深港创新圈”列为自己的战略目标。2006年初，国家科技大会举行，深圳在区域创新体系和自主创新战略方面的探索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注意。

据说，2005年9月深圳市主要领导在北京向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汇报时，陈听到这个概念的详细解画时亦是眼前一亮。“它既可能是在华南区域内成功破解中国产业自主创新难题的解决方案，亦可能是香港和深圳避免在整个区域内被边缘化的灵丹妙药。”因此，当深圳向北京和香港推销这个颇具新意的计划时，反应都相当热烈，“陈高度肯定”。

2006年2月17日，当香港科技大学庆祝15周年校庆时，有份邀请深圳市分管科技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到场发表演讲，刘借机向香港人全面阐述了他对深港创新圈的构想：以科技合作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基础、市场为准则，以（深圳河）河套地区为纽带，以香北教育研发集群及深南产业集群为主轴，以珠三角为纵深，全面推进和加强深港科技、经济、教育、商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加快建设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在国家战略中有重要地位、对区域发展有突出贡献、创新资源最为集中、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半小时深港创新圈”。

2006年3月6日，在北京的全国“两会”上，3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时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共同提出提案向中央政府建议深港两地共同建立“深港创新圈”。此一建议迅速在京港深三地发酵。

从2月到8月，刘应力利用各种机会，向香港贸发局、香港科技园、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业内有影响力的人士鼓吹“深港创新圈”。
与以往香港对深圳的频繁“求爱”态度暧昧迥然不同的是，香港各有关机构对这次“求爱”作出了热情的反应：9月21日，香港工商科技局常务秘书长何宣威公开向媒体宣布，香港和深圳将签订“深港创新圈”计划的协议。

2007年5月21日，经中央政府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２１日在香港正式签署。双方一致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深港面对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双方要更紧密携起手来，进一步提升深港区域在全球的竞争力。

“深港创新圈”首次令香港认真看待深圳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平等合作伙伴，也确实推进了不少两地资源整合，比如：1，中科院、港中大、深圳市政府三方共建了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2，北大、港科大与深圳市政府三方共建医学中心和北大深圳医院；3，北大、香港大学、深圳市政府合作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4，5所香港大学参加了深圳虚拟大学园的合作计划；5，港中大设立了深圳校区。等等。

但双方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并不能称得上是成功。

深港创新圈为深港科技产业合作设定的一种分工模式是：香港研发＋深圳制造。这一模式假定，香港有8所亚洲一流的公立大学，其中3所在全球大学排名在前100名之内，因而具有较强大的知识创新和科学研究的能力；香港的法治和自由环境有利于吸引全球科技人才来港工作；香港与全球的联系、金融中心地位，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在此设立研发中心；而与此同时，深圳已形成了具全球地位的科技制造业体系，并且发展出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科技公司。双方因此具有互补性，香港由于成本较高，因此不适合发展工业，只适合进行研发活动，而深圳则适于建立生产网络。

然而深港创新圈协议签署之后，却根本没有达到上述分工的目标。没有多少跨公司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甚至深圳本土的科技公司都不会这样做。在数年时间里，双方只推出了一个合作案例，即美国杜邦太阳能于2008年与深港两地签订合作协议，分别在香港设立太阳能发电研究所，以及太阳能电池模块零部件制造工厂。但即便是这个案例，最后也证明是不成功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会在下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北部都会区，事实上就是一个扩大和深入版的“深港创新圈”。说扩大和深入，是因为香港方面下了很大的决心，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有了深入的认知，而香港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已经被消除了。但是“深港创新圈”所没能解决的，双方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就能解决吗？

       原文标题 : 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24：香港的角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