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操纵你的身体？

脑机融合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脑机责任。

自动驾驶领域有一个伦理难题，当自动驾驶的汽车发生了车祸，那么事故的责任方应该是坐在车上的车主，还是提供“驾驶服务“的厂家？

当脑机结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如何判断作出指令的是人脑，还是机器？

精神分析学将人的意识分为本我和自我。因为很多外界的很多因素，本我意识经常被自我意识压制在意识的水面之下。但是，机器并不会区分本我和自我，那么一旦机器接受了没有被克制的信息，解读了自我意识本不允许的冲动欲望，做出了行为，甚至对别人造成了伤害，那么责任在谁呢？

以及，当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当事人是否可以用“设备故障”来进行推责。毕竟，只要是一台设备，就有发生故障的可能性。

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本质的问题，如果连大脑都可以让机器“代劳”，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你”是“你”？马斯克在发布会上声称实现“人和人工智能的永生”是文明到达一定规模的标志，却忽略了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

两千年前，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之船上的木头逐渐地被全部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这个问题被放到后人类学中变成了，如果一个人的身体的各个部分都被替换掉，那他还是原来那个人吗？

脑机接口技术被分为三个阶段：脑机接口阶段、脑机交互阶段，脑机智能阶段。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度的阶段。人们已经实现了信息读取，但是还无法实现信息输入。不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人类彻底破译脑语言，实现人脑和电脑的深度结合，忒修斯之船问题就会从“是人还是机器”，演变到“是人还是信息”。

实际上，已经有实验现象表明，在人的大脑中植入电极来进行脑深部刺激的时候，有些人会感到自己的身份和身份被改变了。2016年，一名曾用脑刺激器治疗抑郁症长达7年之久的人在一个焦点小组中报告称，他开始怀疑自己与他人互动的方式总是怪怪的。

他说：“我不确定我是谁。”

显而易见，神经技术可以扰乱人们的自我认同感和能动性，这将会动摇人们自我的本质。如果真的如马斯克所说，“在一个高带宽脑机接口下，我们实际上可以顺其自然地选择和AI合并”，那个时候的人是否还能被称为人，则是一个新的问题。

是谁在定义科学的方向？

因此，科学应该是有边界的。科学的边界是人伦和法律，超出边界的科学不会被允许存在。

2019年12月30日，一个时代的倒数第二天，深圳市一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生物物理学家、原深圳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有期徒刑三年，处罚金300万人民币。

这起轰动世界生物界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终于落下帷幕。一年前，贺建奎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宣布了他使用了CRISPR技术进行基因修改的一对”基因编辑”婴儿终于问世。经过基因修改的胚胎具有天然抗艾滋能力，因为这对双胞胎的父亲有艾滋病毒。

贺建奎将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归咎于为了满足一对艾滋病夫妻对一个不会罹患医学的孩子的渴望。尽管如此，这一行为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讨伐：基因编辑虽然能够使人类抵抗艾滋病，但却使人存在无数未知的重大风险，目前尚没有研究透彻的情况下盲目修改基因，将给人类带来不可预估的灾难。

科学源自疯狂的狂想，但是不能超脱现实。长长的基因链上的一个靶向基因看起来无比渺小，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个小变动就有可能成为热带雨林里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谁又能知道人类是否会因此灭绝？

贺建奎想要修改的是人类的内在组成方式，马斯克和众多脑机接口科学家想要修改的是人类的外在存在形态。

目前社会对脑机接口持有的积极态度基于其呈现的积极效果。大部分研究脑机接口技术的公司和机构都集中在教育、医疗、消费、文化等领域，其中教育和医疗是聚焦中心。脑机接口在医疗领域的确有所突破，例如人工耳蜗和体外机械辅助都帮助了不少病人获得自理能力。

但是，在技术真正可以实现人脑和电脑的共存之前，必要的伦理规定和法律法规需要到位。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脑机接口实验室负责人高小榕曾在2019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从人机关系的伦理问题上来看待脑机接口这一技术，人类必定是主动的那一方。乐观如他也表示，在对内部控制这一层面，比如记忆写入，我们应当抱有更加谨慎的态度。

所以，如果马斯克真的把芯片植入大脑，那么，“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