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中国：信息化与城市化双重叠加下的舆情治理

2022-02-11 11:11

三、城市化：公共空间的重塑与治理模式的再造

“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15］

相较于网络广场上集体行为的暗流涌动，发生在城市广场上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引发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多元化以及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现象，同样为管理者带来巨大挑战。

城市化是人口和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空间集约化过程。［16］它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居住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具有重大影响。而公民身份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成熟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公民身份的扩展。而公民参与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是公共社会的基石。

从历史上看，现代公共治理模式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在希腊城邦中，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可以说，没有城邦作为土壤，希腊公共社会精神就无从产生。

中国春秋时期的“乡校”类似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广场”。《左传》记载，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17］

意思是：只听说用做好事来消减怨恨，却未听说能用高压来阻止怨恨的。不是不能及时堵住，但这就象筑堤防水一样，一但大水决堤，必有大伤害，要想补救也来不及了，倒不如预先以小小的决口来疏导。也就是说，不如听取这些民间的议论，并以此作为良药。不过乡校的平民百姓虽然可以议政，却无权参政，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相比希腊城邦还是有实质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子产不废乡校”的故事，在礼崩乐坏的年代代表的是一种公共文明的进步。

近代公共治理则直接起源于城市共和国。中世纪晚期在教皇和国王统治之外的一些城市，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中产生了很多的商会和手工业行会，为了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用金钱买下了城市的自治权，并且按照社会公共制度进行管理，从而促进了西方社会制度的发展，形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很多传统。［18］

世界城市发展史和政治发展史也表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如果说，城市交通、通讯、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硬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那么，公共社会的价值则应成为城市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当城市成为公共辩论的话语平台，围绕现代性展开的思想论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才能获取某种新的表述。

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论证城市化的出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19］

确实，人口的集中、知识与信息传播的加快，尤其是分工和利益分化也使市民权利意识觉醒，使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进步中扮演了更主动的角色。他们关心公众事务，不仅要求在这方面取得利益，而且也会积极投入。这种大众参与的政治文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我国而言，一方面，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历来的国家治理都是从这一国情出发的；尤其我国曾经历计划经济时代，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体意识和个人权利，那时的人们很少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及政治参与诉求。

在与市场经济同步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公共意识得到了加强，视野也更开阔了，市民的知识素养和社会素养不断提高，成为参与型的现代政治人，这些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对我国的国家治理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中产知识阶层的崛起。城市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不仅仅城市居民的劳动收入明显高于农村，真正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是财产性收入尤其是不动产收入。收入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为中产阶层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机会，使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社会理性，从而可以为成熟的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不同利益主体的形成与分化。城市分工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他们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要求，形成新的博弈结构和行动逻辑，构成公共社会治理的阶层因素。

第三、公民身份和社会公共治理基础。城市化赋予了人们新的市民和公民身份，首先人们会更加有意愿参与到社区和单位的“小型社会治理”之中，逐渐的延伸到对整个城市公共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参与。市民身份的自我确认和公民身份的价值认同，从微观个体聚合的层面为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四、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基础。城市降低了集体行动和社会交往的成本，使市民参与各个社会组织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的提高，城市中的人们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形成线上组织并顺势迁移到线下。加上利益的分化和社会交往的活跃，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和建议，在集体活动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城市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构成多元城市生活的重要力量。

基于此，城市化进程为我国公共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即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解决，必须以对我国当前社会利益主体激增、分化、多元以及主体意识增强这一时代背景的清楚认识为前提，进而在此基础上改变过去政府主导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的城市治理模式，让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是新时代，基于信息化社会下新型城市化对公共事业管理的新要求。

从目前情况看，提升我国城市化中公众参与的水平和质量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提升公民的社会法律地位，构建市民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基本游戏规则，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流程保证公民的参与在合法的范围之内，防止出现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表达和社会治理困境。需要意识到，城市化不是简单的通过混凝土构筑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空间，还需要一系列软性的法律制度条文。面向和符合城市化要求的法律体系，是城市另一个重要的的基础设施。

第二、积极引导与规范非官方社会组织（NGO）的健康发展，形成多元化、机构化、有效制衡的的社会治理格局，减少单个公众“散户化”参与城市公共治理的局面，有利于更加理性和规范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按照“政府组织、依法办事、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公共社会决策和治理模式，采用科学规范的流程将公民参与的方式和流程固定下来，降低各类事项的随意性和不规范化，提高市民的参与度和对社会稳定的责任感。事实上，公共治理路径并非“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政府主导公共管理的大部分行政性事务，另一方面在部分领域实现与社会组织间的横向合作，由此共同形成纵横合作的公共治理中轴。［20］正像米格代尔指出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可以为双方带来收益，而这时治理模式也会随着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变化而变化。

第三、建立扁平化、效率导向的信息公开和发布机制，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主动占领媒体阵地，向社会公众及时真实的传递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提升事件进程的透明度，将信息的不良发酵和舆论浪潮规避在摇篮之中。行为经济学和管理学表明，知情权和透明度能有效降低客户对商家或企业的负面情绪，只要客户能在全程拥有知情权，对企业的一些行为比如时间拖延等表示极大的理解和宽容。该发现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透明化车间或厨房的理论基础。建立新闻发言人和市长信箱等制度，都是积极的尝试，而且事实证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和信息互动模式，构建扁平化、网络化、社交式的城市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公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和责任意识，形成社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网络。实际上当前很多城市行政部门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和APP，在提升公民参与度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公民的充分参与，对于构建社会理性和提升制度文明方面具有良好的正面效果，也可以大幅降低舆情事件的冲击。

虽然城市化为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奠定了形成新型社会的基础和条件。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城市化社会管理的推进也要循序渐进，要与国家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相适应。没有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城市公共社区的治理也将难以保证。社会公共治理是一门科学，需要站在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来理解和审视。

四、新的命题：舆情社会的双刃剑与走出“塔西佗陷阱”

”究竟何谓舆论？舆论是如何诞生的？舆论的源头在哪里？舆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表达的？又是如何转化、如何汇合的？舆论的生产力是什么？”——加布里埃尔·塔尔德［21］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影响力，突出地表现为话语权的拥有状况，并将“话语”界定为说话的资格，“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2］媒介社会，话语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意愿与观点，引起大众和政府决策者注意，从而影响乃至左右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塔尔德眼里，舆论本身是各种判断的总合，而舆论的源头就是话语权之间对抗的所在。他提出：“从一个人开始的观点转化为社会的观点、然后又转化为舆论；这个转化过程的动因，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是公共话语，在当代则是报纸。”当然，两百年后的今天，时代的车轮滚滚而前，报纸早已拱手让出自己的话语垄断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日新月异的网络媒介，是门户网站、个人博客，社交媒体…．．

现如今，互联网已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信息平台。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23］今年5月，腾讯公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微信和WeChat用户已突破10亿，达10．4亿。同月，来自新浪微博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微博月活跃用户数达4．11亿。

于是，网络时代传播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整个社会话语权的重构，以往官方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这一方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之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命题和挑战。传统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制度保证了政府“集约式”的话语权，彼时政府对信息的流动内容、数量、方向都有高度的掌控能力。而网络时代的话语权特征是分散的、流动的和开放的，来自民众的批评、质疑声无时无刻不在挑战政府权威。

甚至于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许多民众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导，不管来自《环球时报》还是新浪微博，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24］

这可能是快速信息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经历的“过渡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传统信息表达的权威遭到质疑，一些政府部门因为语言体系的限制而逐渐步入“弱势地位”。

在2014年的一次地方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提到“塔西佗陷阱”。他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25］

确实，随着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经网络媒体传播曝光后，政府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难免会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

政府跌入塔西佗陷阱的深层原因，从宏观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日益凸显，各类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尤其是，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着超越基本物质经济层面的要求，还有社会公平、公共生活的参与、制度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等方面的要求。

从微观层面看，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和基层官员，对信息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存在较大的不适应。尤其是在应对舆论事件方面，对信息化、自媒体化的“信息广场”还采用传统的危机处置方式，不仅无法想当然的“息事宁人”，还可能引发处理不当导致的“二次危机”。来自政府基层和执行层的粗暴治理，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塔西佗陷阱”问题，也为社会治理和舆情管理带来新的命题和挑战。

从公众心理角度看，公众对于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期望与对行政部门整体角色和运作的认知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是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根本的原因。

舆论学奠基人沃尔特·李普曼曾言：“管理者要么是驯服舆论，要么是服从舆论”。［26］面对社会舆情，有些政府官员要么极力遮掩、手足无措，要么反映迟滞、出言搪塞，甚至将希望寄托于事件的不了了之，追责的承诺也抛之脑后。这些举措显然并不是治疗“塔西佗陷阱”的药方。长此以往，负能量会在民众中淤积，只会是一剂破坏社会公信力的“毒药”。［27］

而唯当有关方面正视“塔西佗陷阱”给政府工作和社会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不忽视、不畏惧，勇于直面危机、解决问题，加强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权威发布，重塑政府公信力，官方和民间舆论进行互动、协商，通过补充、完善，才能使分化的官民话语体系渐趋走向融合。

回到开篇提到的疫苗事件，从7月21日疫苗舆情爆发以来，政府处理不可谓不迅速：

7月22日，国家领导人对疫苗事件作重要批示；

7月23 日，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长生生物；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查明，28省份回应；

7月24日，公告长生生物股票将被＂ST＂；

7月25日，国家药监局：今起对全国45家疫苗企业全流程、全链条彻查；

7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已展开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儿童补种；

7月27日，国务院调查组：调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已基本查清长生公司违法生产狂犬病疫苗的事实。

还有昆山龙哥事件，9月1日昆山警方发布案件通报，认为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撤销该案。一时间转发评论刷遍朋友圈，网友直呼：大快人心。

可见只要处理得当，社会公众还是最终趋于理性和平静，尽管它在人们的心口留下了永久的印痕。而舆情浪潮后，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该如何面对信息化时代下汹涌澎湃的的社会舆情，与城市进程中的公共意见表达诉求？又如何充分抓住信息化和城市化形成的新时代背景下，新型社会治理在技术和公共认知方面出现的新机遇？事情的第一步，当然需要的是全体社会的积极面对、理性对待。社会治理者和公众之间，应该不断强化信任和理解。

我们其实更加期待的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舆情危机会变少。不是因为官方处理舆情的能力与日俱增，而是因为太多的舆情事件在它发生以前，就已被扼杀在社会理性和科学思辨的摇篮里，它们根本就不该发生。

参考文献：

［1］肯·弗莱特著，《永恒的边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5

［2］KaraSwisher，＜Mark Zuckerberg wanted Facebook to change theworld． And it has — but not for the better＞，NBC News，Aug．05．2018

［3］［7］［14］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7

［4］让·雅克·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2

［5］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6］［21］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9］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0］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著，孙五三译：《传播学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1］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