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三个以华人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体充当了深圳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引路人”之角色。我在过去的评论中，曾戏称之为：香港是深圳的大师父，台湾是深圳的二师父，新加坡是深圳的三师父。前面我探讨过了香港的角色，本篇我将探讨深圳的“二师父”台湾，为深圳科技创新中心所作出的贡献。

这三个华人经济体、社会体的存在，实在是中国大陆之幸。她们皆可说是亚洲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特别优异的领先者，为华人社会的现代化趟出了成功之路，足可以为中国大陆所借鉴与启示。

仅就经济方面来说，港台新皆属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亚洲继日本之后被嵌入到全球价值链最早的细小经济体，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港台是最先试水进入中国大陆投资者，是她们把中国大陆与全球价值链链接在了一起。

其中，香港主要是传统轻工制造业投资，而台湾则主要是IT产业。所以，可以说台商为大陆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1950年代后半期，台湾采取“进口替代”模式推动内生型工业化，效果不彰。1960年代初起，改为推行出口扩张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之后迅速开始经济腾飞，1965－1973年间，台湾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1％。

实在是，刚好对接上了世界大势。其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鉴于本国通货膨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逐渐放弃依靠进口廉价原材料在本国组织生产的方式，转而通过直接投资，到低工资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创办新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将产品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分散到低成本的世界各地，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业链接，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就初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美国实施有附加值关税制度，促进了就地雇佣海外廉价劳动力的生产贸易方式的普及。

1960年代初的台湾，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00万人，而且接受过普及教育，素质较高，工资水平又比较低，仅相当于日本的1／5和美国的1／10，其时台湾劳资关系中，劳方极其弱势，被动服从。这在投资者看来都是优点，于是吸引大量美资在台投资设厂。但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基本上都是轻纺工业。

此外，美国为了帮助台湾扩大出口，有意对台实行特殊关照政策，从而增加出口竞争的优势。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美贸易总额中享有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6－28％。

19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在石油危机打击上进入衰退期，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巨大影响。台湾实行“第二次进口替代”政策，以政府财力推动重化工业发展，1973－1979年推出“十大建设”计划。此外，日、美等资本也大规模投资台湾石化和电子电器工业，使台保持了外向型经济的特点。1980年代，台在与美、日的三角贸易中，扮演中转加工出口基地角色，即主要从日本进口电机、电器的中间材料和零部件，在台装配后，成品出口美国。不过到1980年代末，对香港的出口迅猛上升，显示在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后，台湾产品开始大规模进入大陆市场。

1990年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进入爆发式增长。由于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集成电路产业技术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国际上的核心企业必须通过跨国生产体系来应对市场竞争，需要选择代工企业来为自己提供代工服务，避免自己不断地大规模兴建工厂所带来的重资产成本。于是代工模式迅速发展，由低技术产业扩展到高科技产业。

由于台湾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为美国公司代工，使得台湾企业在向电子信息产业转型时再次选择了为美国企业代工的方式。这种方式与美国企业有很强的互补性。台湾为承接国际制造业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设立了科技园区来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台湾的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逐步走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到1990年代中期，台湾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2000年台湾电子信息产业OEM和ODM的产值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左右。台湾电脑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三用于为日本和美国品牌厂家生产电脑。台湾地区的计算机主板制造商为全球的计算机供应商提供了70％的OEM主板。而在集成电路产业，台湾代工生产模式最终做大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

1980年代中期，港资轻工制造工厂铺天盖地北迁之时，台湾同类产业也开始跟随着进入深、莞及珠三角地区。在香港人缔造的“前店后厂”模式成熟之后——我所谓的成熟，包括：1，珠三角地区迅速地建立起大量的工业区，既有政府主导的，也有原住民兴建的，具备各种标准厂房和相关服务配套的工业区；地方政府建立起了水、电、油、运等配套基础设施；2，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大规模进入珠三角地区打工，提供充沛的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3，建立了从东莞、宝安到香港葵涌港和深圳港高效的供应链网络，包括每天数万辆货柜车经过港商捐建的皇岗口岸；4，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所提供的高效服务——台湾轻工制造业很快看到了其价值，并跟进利用了这个由香港人开拓的供应链网络。

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到深圳、东莞地区的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如家具、电器、纺织服装、鞋类等产业。199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越来越多的电脑等IT及周边产业开始西进珠三角。虽然台资相对于深圳更青睐集聚于东莞——台湾人投资大陆喜欢抱团集聚，除了产业链配套的因素外，也有与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考量，相对于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抱团的台资群体在与东莞、台山这样的中小城市作优惠政策的谈判时，更具有议价能力——但仍有不少台资企业投资于深圳。

根据2006年的一项研究，自1982年第一家台商企业落户深圳以来，截止到2005年，在深圳的台资企业已达4017家，协议台资63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台资51亿多美元，占深圳引进外资的17％左右，在深圳外商投资中仅次于港资居第二位。其中，在台湾排名100名以内的大企业有11家落户于深圳，500名以内的大企业中有25家落户深圳，在台湾的上市公司中有50家已到深圳投资。

台湾传统制造产业在深圳集聚，最具典型性的就是自行车产业。

1971－1973年，全球发生能源危机，美国一时间对自行车需求激增，造就台湾自行车产业成长的契机。1980年代台湾自行车OEM代工产生出口蓬勃发展就已有一两家成车厂（如巨大）在大型OEM采购者扶持下成长较快，1990年代，台湾大多数自行车厂商已拥有自主品牌，如巨大、美利达、水轮等公司，市场上的自行车品牌分两类：一类如阿波罗、路安骑、三千里等所谓的“非工业品牌”，多是在大型量贩店出售低价位车种；另一类是捷安特、美利达、ＫＨＳ、ＪＯＫＥＲ等所谓的“工业品牌”，以中高档价位车种为销售主力，并积极建立海外据点。种种努力助台湾自行车业者向国际知名品牌迈进，当时巨大与美利达已分别位居全球第７及第19大自行车品牌。在欧盟、北美、日本等全球主要高价车市场，多由台湾供应，在海外采购商心中已经形成“高级品在台湾、低价位产品在中国大陆”的明显印象。

1980年代末开始，为降低成本，台湾自行车品牌诸如捷安特、保安、华庆、美丽达、喜德盛等纷纷在深圳及珠三角地区建立工厂。通过将中低端生产转移到大陆，台湾自行车业者在中低价位产品链条中，通过建立国际分工生产体系（如两岸分工模式），升级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采购者（即扮演领导企业的角色）；在高价位产品链条中，通过组建Ａ－Ｔｅａｍ，台湾业者间形成关系型治理模式，相互合作，共同创新和投资，推动集群升级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等层级。

台湾自行车业者在珠三角的投资使得深圳及周边地区成为全国三大自行车产业基地之一（另外两个，天津与上海，主要卖国内市场）。在2003年，深圳地区已经拥有近200家的整车与配套企业，产能超过1000万辆、就业人数达十万人，产值超过100亿元，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链。当时中国大陆出口自行车的70％由深圳制造。

当然这个产业链并非仅由台资构成，当时已经崛起的深圳中华自行业集团，其背景就是香港大环自行车公司与深圳莱英达集团于1984年合资1500万元设立的，该公司并于1991年在深交所上市，1993年该公司营收达到17．44亿元，在当时已是深圳著名的大企业之一。不过1993年10月当时的欧共体作出裁决，对来自中国的自行车整车统一征收高达30．6％的反倾销税，给中华自行车带来了灭顶之灾。

2003－2005年，由于深圳生产及生活成本迅速提升，包括自行车产业在内的深圳十大优势传统制造业遇到了彻底的生存危机。当时深圳市政府试图以建立“产业集聚基地”的方式，在专业园区内降低企业成本、配套公共研发、提供补贴，以此延续产业生命，其时规划投资33亿元的自行业产业集聚基地即在龙岗区坑梓街道办。然而深圳自行车产业的90％是台资，它们当初本主是奔着低成本而来，而不是奔着发展深圳自行车产业而来，这就是我2003年所说的“逐水草而居”，当成本不再低廉，水草不再丰美，那么游牧产业就会离去，寻找另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所以当年红火之极的整个自行车制造产业，今天在深圳已基本不存在。它们要么去了中国内地，要么转战东南亚去了。

自行车产业是台资传统制造业在深圳甚至珠三角甚至中国大陆“游牧”生涯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