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台资传统制造业如它的香港同行一样，曾经在深圳及珠三角创造辉煌，为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做了铺路石，那么台湾的IT制造业进入深圳、东莞地区，则为珠江口东岸地区打造出全球最大规模的IT制造业集群作出了贡献。这是台湾不同于香港的地方。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台资电脑产业在珠三角最大的集聚地，是在东莞而不是深圳。

1989年10月，台湾致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投石问路，在东莞石碣镇办起第一家台资电脑产品企业，生产电脑保护插座。1992年～1996年，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开始注意东莞，特别是受1992年南巡谈话鼓舞和各种利好政策出台的影响，台湾PC及相关企业掀起投资东莞的第一波高潮。东莞以“三来一补”——“台湾接单、东莞生产、香港出货”的生产模式吸引了各大中小型PC及相关企业投资设厂，如台达、诚洲、声宝等陆续进驻东莞。之后到1996年～2002年，台资电脑产业在东莞的集聚达到高潮，各大中小型PC及相关企业以蜂拥般势头到东莞投资设厂，如大众、微星、美格、技嘉等企业。光宝、汉阳等企业把东南亚或台湾的生产线全部搬到东莞。其时台湾的十大电脑厂商在东莞都有投资。东莞由此形成大、中、小型企业分工合作、上下游联动、配套完善的PC企业集群，当时号称电脑装配所需零部件95％以上可以在东莞配齐。

当然不能仅就东莞论东莞，事实上当时的深莞惠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IT产业集群。其时国内主要的电脑生产企业，如长城电脑的生产基地在深圳，而联想则在惠阳设立其主要的生产基地。IBM委托深圳“开发科技”为其生产电脑核心部件磁头。而美资电脑品牌康柏、戴尔都在深圳设立其生产基地。

台资电脑厂家也并非皆在东莞设厂，如宏基在珠三角的主要生产基地位于中山，而当时台资重要的PC代工巨头鑫茂科技，则于1998年在深圳沙头角保税区建立其生产基地，2002年时年营收已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成为当时深圳的出口大户，并引起时任深圳市长的特别关注。此外富士康也主要做电脑代工生产，当时已列入深圳政府重点培育的、2005年总营收有望达到300－500亿人民币的大型企业集团。

深圳政府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深圳计算机产量202万台，年产值345亿元，占全国的27％，配套厂家达1600多家，年配套能力在3000万台左右，计算机零部件的90％可以深圳配套采购。

可以说，深莞地区作为全球IT制造基地的形象，在1998－2000年已经树立起来。“东莞到深圳的公路如果塞车，全球电脑产品都要大涨价”，是当时这一地位的真实写照。

但这种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2001－2002年，台湾人就开始北上长三角，在苏州昆山打造其另一个根据地。

媒体曾关键性地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2001年12月5日下午5时，苏州喜来登酒店。明基全新品牌Benq闪现的一刹那，李焜耀与施振荣抱在了一起，施振荣竖起了拇指，李焜耀跟着也竖起了拇指。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来自全球的200多名记者目睹了李焜耀斩断与Acer的名份联系，品牌由Acer换成Benq，彻底单飞的全过程。”

这个场景后来也被媒体描述为“李焜耀发现苏州”的经典过程。

事实是，当全球电脑产业从台式转向笔记本电脑时，当明基创立“笔电”品牌时，李焜耀带起了一股台资IT制造业从珠三角转战长三角的风潮。当时的媒体热衷于就此分析长三角比珠三角所具有的各种优势——诸如，1，区位优势，长三角居海岸线中点且与长江相交，辐射全国，珠三角偏居华南一隅；2，文化优势，长三角有文化，广东没文化；3，人才优势，长三角大学名校众多，科研实力雄厚，珠三角大学很少——而吾友呙中校就在那时写出了《深圳，你将被谁抛弃？》。

在2003年7月我所撰写的长篇网文《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一文中，我认为与其说台湾人发现苏州，不如说台湾人赶集上海。

“笔者愿意相信，台湾人的‘到上海去’更多地是出于文化意义上的‘上海崇拜’。台湾人是暴发户，暴发户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对于贵族遗老遗少特别仰视而对平民少年特别俯视。上海是贵族文化，而广东是平民文化，因此，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全中国只有一个城市——上海可以令他们仰视，所以他们特别崇拜上海，觉得在上海生活就象土财主进了城一样。这种心态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旧梦对台湾文化留下的烙印，当然，也有上海服务业发达的原因。所以才有20万台湾人移居上海。他们要住在上海，又要赚钱，所以把厂设在离上海最近的苏州辖区——昆山市。”

在最高峰时，居住在上海的据说有100万人。而居住在深圳、东莞的台湾人最多时也不过10万人——最新的数字，2019年据说有5万台湾人居住在深圳。其实不仅是台湾人，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对1930年代远东第一大都会、“东方巴黎”的大上海有着很深的怀旧情结。

当然在该文中我还剖析了其它因素：1，台湾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三免五减”优惠政策吃完之后，去下一片草原吃另一轮“三免五减”，李焜耀造个势而已；2，广东当时严厉的打私，导致核心零部件的灰色供应链断掉，而长三角相对安全；3，政策上当时将改开的先行先试特许权优先给沪，因而长三角吃到中国加入WTO红利的最大部分。

无论如何，台资的IT制造业，主要是笔记本电脑，以及面板和芯片三大产业，最终在上海及苏州地区形成集聚。

特别是芯片产业。我之前在《于幼军与深圳芯片产业》一文中已记述过，当时深圳努力想要吸引台湾仅次于台积电的联电在深圳设芯片前工序工厂，但最终无功而返，联电之后在苏州工业园区砸下10亿美元，设立“和舰芯片”，2014年联电又在厦门设立“联芯”，建设一座12英寸晶圆厂。

当然，风水轮流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笔电之后的手机产业，尤其是智能手机产业，珠三角又再现辉煌。那种分析长珠三角优劣势的人何在呢？文化呢？

总结起来就是：虽然香港人为深圳的工业化打下了最初和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但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最终崛起，除了中央和深圳特区政府最初下定决心发展电子工业、改开先行一步导致的民营科技企业崛起之外，台湾IT制造业入深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包括：1，丰富了深圳电子工业的产业门类，做大了产业规模，并培训了技术工人，沉淀了产业资本；2，将深圳电子工业与全球ICT产业链粘连在了一起，形成北美－台湾－深圳的全球价值链双向嵌套。台湾之所以一直是深圳这个中国最大外贸城市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就是因为深圳的电子工业要吃进大量的台湾电子元器件。而产业技术则沿着GVC形成扩散；3，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富士康，它事实上是带有港台深三地基因的一间公司，由于其将苹果产业链引入到深圳及周边地区，从而奠定了珠江口东岸创新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是下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原文标题 : 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33：台湾人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