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良性循环

深圳技术大学的创办使得深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应用技术教育链条：从南方科技大学的应用基础研究，到深圳技术大学的应用技术研究，以及深职院、深信院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再到深圳高级技工学校为代表的中职技术教育体系，承担产业技术工人的训练，形成完整的层次。截止到2022年，深圳共有28所中职学校，其中公办职中17所，民办11所，2022年共招生3万余人。如果加上深技大（2022年招生3400人）、深职院（2022年招生10700人）、深信院（约6500人），这意味着深圳应用技术教育体系一年可向社会提供5万余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

过去40年里，在诸多进行珠三角与长三角对比研究的文章中，大都会提到，广东由于原本缺乏厚实的产业基础，因此产业工人十分短缺，大部分工人都是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只能从事简单的生产线劳动，而不能从事更复杂的技术工种工作。困扰珠三角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其中一个短板，也是产业资本对珠三角最为不满意之处，就是珠三角严重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

与此同时，珠三角的高等教育发展相对于长三角也较为落后，在改开后的前20－30年时间里，广东仅有2－4所在全国比较有吸引力的高层次大学。这使得珠三角的科技研发能力远远不参与长三角相提并论。仅有深大一所本科大学的深圳就显得更为薄弱。深圳在吸引跨国公司的高科技投资方面落后于长三角，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人才的严重供不应求，是深圳办大学最直接的动力之一。如深信院的诞生，就直接肇源于当时对电子信息产业人才缺口的估算。

2001年《深圳市劳动素质及职业培训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市电子信息专业的人才需求，约占社会总需求的45％以上，其中大专层次的技能型人才需求量极大，又占到电子信息专业人才总需求的50％。而社会当时所能提供的人才，只能满足总需求的1／2甚至更少。当时根据市软件行业协会和市信息产业管理部门预测，到2010年，全市软件产业增长将达10倍，软件产业人才缺口将达到35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尤其是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经开始影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正常运作，成为制约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深圳市领导认识到，要解决人才短缺的突出矛盾，依赖引进是行不通的，必须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加快高新技术人才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于是深圳政府迅速创办了深信院。

事实表明，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深圳第一支柱产业，其对人才的需求一直特别旺盛。除深信院之外，电子信息的相关专业也一直是深职院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部分。深大的相关专业也是其成长最快的学科之一。但即便是三校加起来，即便是以2022年的人才供给能力（前述5万人，包括了从科学家、工程师到技术工人不同层次的总供给）来说，或者更进一步把深圳全部15所现有大学加总，其每年毕业生也不过5万人左右，其中理工科人才也不过4万人左右。相对于需求，这也是杯水车薪。事实上，那些年里深圳的产业人才更主要由国内中西部地区的诸多理工科大学来供给。

整个深圳地区（含莞惠）创新网络，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当然是多层次的，从科学家到工程师到技术工人，其需求是金字塔型的。技术工人的需求最大，但深圳地区的中职学校年总供给也不过3万人；大专层次的技术人才则只有两所职业技术学院来提供。高层次的研发人才，则需要南科大、哈工深此类大学来供应。任正非所谓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红利”，所对应的应该是指从深信院、深职院、深技大本专科毕业生，到南科大、哈工深、深大等本科及硕士毕业生人才。

倘若用笔者之前《深圳为什么要建立科学系统》一文中的分析框架，亦即“从0到100”的研究及发展过程的话，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深圳地区创新网络中，是不存在从0到1的研究的；之前也基本上没有从1到10的研究，最近几年正在试图建立这样一个“从1到10”的科学系统，亦即深大、南科大、哈工深、港中深、以及未来的中科院深理工等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以及博士研究生等组成的研究团队所做的事情；前述大学的本科生，以及深技大的教学科研系统，所做的基本上会是从10到20的事情；而深职院、深信院所要做的，则是与企业一起来做从20到30的事情。我不认为从深技大到深职院、深信院，以及以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为代表的中职体系，需要做或能够做科学系统的事情。

这样就来到本文我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了：从深技大到深职院、深信院，以及以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为代表的中职体系，不应该从属于科学系统，而只应该从属于“经济系统（技术创新）”。其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培养产业所需求的实用性中低端（少量高端）技术人才，二是与产业企业一起共同做应用技术的输出与创新。

前者没有太多需要辨析的东西。从人才市场的角度来说，大学的定位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人才市场能够对你的毕业生给出的薪酬水平决定的。产业及企业界对自己的人力资源体系有着清醒的规划，决定了它们的内部人力成本结构中，每一模块所需要的人才数量和能够给出的薪酬水平，并与供给方进行博弈。大学的毕业生产品则在这种被筛选过程中，被决定了自己的办学定位。

第二点需要进一步分析。这涉及到，应用技术院校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据德国鲁尔创新与结构政策研究所（NIERS）基于微软学术的一项研究发现，德国高校在2008—2013年共发表749146篇论文，其中98．7％来自78所综合大学，只有1．3％来自94所应用技术大学。发论文是科学研究、知识创新的主要载体，这表明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深知自己的定位，因而并不鼓励教师去做科研。

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并不把所谓“科研”放在重要位置，40％的高职院校甚至没有设置“科研处”。但是深职院对此不以为然，它们以自己建立以“研”为核心的“产学研用”新模式为自得。在2006年深职院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标榜深职院在科研方面取得的成就：“5年来，出版著作89部，主编参编教材337部，发表论文3194篇，与2000年相比，各项指标平均年增长超过50％。”

我认为，无论是深技大还是深职院、深信院，它们都不必做所谓的科学研究，不必给教师设置论文的要求，而只应做与企业合作的“技术研发及开发”。深职院前校长刘洪一曾提出要“出海捕鱼，上山下乡”，“老师们要走出校园，到外面的精彩世界去找课题，拿经费，找合作平台，最后的成果也要流向企业，流向社会，要在企业产值的“5％研发经费”中分一杯羹，这样才能激活学校研发的活力，真正提高对社会的贡献度”。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恰当的。

而且以高职院校的研究能力（虽然像深职院、深信院这种学校，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往往数以百计），往往并不具备承担大公司研发项目的能力，大的科技公司往往都有强大的研发团队，且具备先进的研发组织能力，而高职院校，甚至许多理工科大学，科研多是散兵游勇，其技术研发能力都不能望大公司之项背。因此，高职院校的技术研发，应主要以中小企业为目标，与之进行项目合作，或拿到研发合同订单，研究能力较强的教师，则可以个人或小team方式，参加到大公司的研究项目（这里面涉及到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和保密要求）中去——这往往只有那些具有业界人脉关系的教师才能做得到。

但总的来说，应用技术院校，还是应以培养产业所需要的各层次实用性技术人才为业务主线，以服务中小企业的应用技术研究为业务副线。当然，不同层次的院校，侧重程度会有不同，“产学研用”结合的重心可以有差异。

在深圳的应用技术教育体系中，如前所述，形成了一个有丰富层次的完善体系。但是倘若深职院、深信院实现了升格本科之后，其与深技大的定位就出现了重叠。

早在深职院“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就已提出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用5年的时间夯实基础，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深职院建设成为开放式、创新型、国际化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型大学。而深技大最初的办学定位，就是以欧洲的应用技术大学为模板。这表明深职院与深技大的定位并无差别。倘若深职院转为本科，那么就更与深技大无异。

当然深圳拥有3所甚至更多的应用技术大学也没有问题，但是专科职业技术院校就会出现了断档。市场（产业）对专科工业技术院校的需求还是旺盛的。我们可以猜测，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可能会升格为大专院校，以填补这个空缺。

前面我说过了，深圳应用技术教育体系的成功，包括深职院作为‘职教的清华’能够产生在深圳，乃至深技大刚刚创办其招生分数线就能超过老牌的广东工业大学，皆拜深圳产业发达、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极其旺盛所赐。许多外省学子报告深圳这些年轻的大学，也是看着深圳的就业市场而来的。财政宽裕，大笔资金支持大学，大学得以招聘一流的师资，购买一流的设备，再加上优质的生源，自然就形成良性循环。

颇有人说深职院模式不可复制，还有人说深圳办大学的模式不可复制。这些话根本站不住脚。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办大学？你的大学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你的经济系统如何能够繁荣？你的大学系统如何能够办得成功？深圳的经验无非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有什么不可复制的呢？

04

应用技术大学体系与高职体系共存？

回过头来说说中国的职教体系与应用技术大学体系。

如前所述，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我国已建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专科教育、应用技术本科教育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14年，国家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鼓励开办应用技术型高校”。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再次强调“稳步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虽然这个职业教育体系仍有一定的缺陷，比如：供需不能匹配，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人才结构不匹配，许多专业设置陈旧，办学模式落伍，与快速变迁的市场需求不匹配，二是空间不匹配，大量教育供给设置在产业不发达、人才需求稀薄的地区，而沿海发达地区如深圳则教育供给不足。但总的来说，国家对职业教育体系是越来越重视，供给的量与质都有很大的提高。

但现在重新建立的应用技术大学体系，则从理论和概念上带来了巨大的混乱。

中国事实上是从欧洲引入了“应用技术大学”的概念。

应用技术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于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这种大学是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形式，在德国，该类型的高校与传统研究型大学（Ｕniversitat）在名称上就有区别，应用技术大学被称为Ｆachhochschule，也就是英文中的Ｕniversityof Applied Science，可以翻译成“应用科学大学”。初期，应用技术大学的建设方式主要分为三种途径：新建、升格和改造。改革之前，欧洲的应用型教育包括职业院校和应用技术学校且通常被纳入中等教育的范畴。随着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和政策，应用技术大学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并获得合法地位。1976年联邦德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总纲法》，1986年荷兰颁布了《高等职业教育法案》，1993年奥地利通过了《应用技术大学法案》。在政策和社会经济需求的推动下，应用技术大学在欧洲地区（包括德国、瑞士、英国、荷兰等国家）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院校数量、学科覆盖、在校生数量等量化指标都大幅上涨。2013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注册在校生人数达到了高校在校生总数的１／３。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在满足企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获得高度认可。这一认可离不开其科学、合理的招生制度，完备、健全的师资队伍和应用实践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招生采用“职教高考”（Fachabitur），以中职毕业生为主要生源；对于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关注企业实践经历，常规教学能力和技术转化的科研能力（所谓“三师制”）；对于人才培养方案，紧密联系区域经济发展设立职业学科群，开设实践学期和开办双元制专业。2019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招收学生204353名学生，包括142623名中职生源。KMK通过“职教高考”，在职业高中（Berufliches Gymnasium）和高级专业学校（Fachoberschule）中选拔生源，构成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主要学生群体。

如前所述，欧洲的应用技术大学基本上对应中国的本科及专科高职院校，因此，当教育部决定在本专科高职教育体系之外，再搭建一个应用技术大学体系，就必须界定应用技术大学体系与高职教育体系的区别。

在2017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是这样说的：

“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研究型高等学校主要以培养学术研究的创新型人才为主，开展理论研究与创新，学位授予层次覆盖学士、硕士和博士，且研究生培养占较大比重。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职业技能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专科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并积极开展或参与技术服务及技能应用型改革与创新。”

但在设置了数十所本科职业技术院校之后，这样的界定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了。人们必然要问，都是应用技术教育（啥叫“应用技术”？啥叫“职业技术”？何种应用技术不应用到职业上？何种职业技术不是应用技术？），都能够从普通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生源，职教本科与应用本科的区别是什么？

现在能看到的唯一的区别是，应用技术大学是由原来的地方大学（主要是地级市的本科大学）、综合性大学的独立学院和部分民办大学转型而来，而高职本科则是由高职专科升格而来。由于来源不同，故虽然定位相同，仍可以叫不同的名称。

2022年，全国共有3012所高校，高等教育在校生4002万人。普通高等学校2756所，成人高校256所。在普通高校中，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高职院校1489所。全国共有334个地级行政单位，其本上每个地级行政单位都会有一所本地的大学，这些大学大都由原来的师范专科学校演变而来，之后由大专而升本科，大多以“XX学院”命名。这类大学其实颇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学院（college）。

此外还有160多所独立学院，以及400多所民办大学。前述三者加起来近900所。也就是说，全国1270所普通本科大学中，四分之三是上述三类大学。仅不到400所是其它大学，这包括147所双一流大学，占到约三分之一。

有关部门似乎想把前述三种大学都转型成为应用技术大学。此外，官方似乎有意界定应用技术大学是较职业技术院校层次更高一些的大学。这大约是考虑到社会上对“高职院校”的偏见，大部分家长特别是城市的家庭除非不得已，不愿意让孩子报考高职院校。而“应用技术大学”似乎好听一点，而且招收的分数也会高于高职院校。但是倘若把全部高职院校都改为“应用技术大学”的话，家长们又会认为换汤不换药，仍然嫌弃应用技术大学。现在在保留高职体系的同时，新建一个应用技术大学体系，家长们就会认为这个比高职更高大上，在二者之间选择应用技术大学。但其实不过是在“职教B”和“职教A”之间作了一个选择而已。这就是一个“朝三暮四”的游戏。

对于这种玩法，我至少有两点不认同：其一，330多所地级市所办的大学中，是否应该一刀切改成应用技术大学？中国的地级城市，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由汉代以来的府城转变而来。每个城市的大学都会成为其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个地级城市也确实需要这么一所综合性大学。将它们全部改为应用技术大学，对地方文脉的伤害是巨大的。其二，民办大学本来就面临极其严酷的生存空间，倘若再一刀切地改为应用技术大学，则基本就堵死了民办大学成为名校的可能性。

虽然，我也承认，随着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以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3000多所大学面临着未来生源不足的萧条困境。这种局面在台湾地区已经发生了，许多大学招生不足，被迫停办或合并。在大陆则首当其冲的是地方院校（大多是二本、三本，即所谓烂本科）和高职院校。从求生存来说，应用技术大学或许是它们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

不过深圳并不存在这些问题。以深圳超过2000万人口的规模，一线城市的地位，倘若城市不急剧衰落，15－20所大学的生存应该问题不大，最多是收缩招生规模。深圳的大学应该说分为三个层次：包括深大、南科大、港中深、哈工深、清华国际研究生院、北大国际校区、中大深圳，以及未来的港大深圳、中科院深理工等在内的研究型大学，包括深技大、深职院、深信院、新安学院，以及未来可能的深圳技师学院升格为大专院校，所构成的应用技术大学体系；其它的则大都是专业性大学，诸如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其前途可能会受政治影响）、天大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深圳海洋大学（不知应否归入研究型大学之列）、深圳创意设计学院、深圳音乐学院等。它们大多为都会区提供各方面的人才，办学规模不大，应该有其生存空间。

由于中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我们无法预测深圳的产业体系和地区创新网络的近中期前景。假设它不会急剧衰落的话，前述应用技术大学体系的生存发展应该没有大的问题。而前述研究型大学体系，则要看地方财政未来是否健康。依我判断，似乎只有深大和南科大财政拨款比较有保障。

       原文标题 : 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50：“职教的清华”为何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