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工业自动化的美国头部企业，都没有稳稳扎根于中国市场。中国制造业在其销售额中所占比例，与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总体占比并不相称。

也就是说，按照中国市场的整体增速，相比于欧系、日系和中国本土企业，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下滑，他们并没有把握住最大的一块蛋糕。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中国本土的自动化企业连续几年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

前几天我与来自外资自动化企业的高管聊天时，他还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角度。如果进一步分析某款产品的出货量，比如工业PLC控制器，美国的出货量已经持续多年保持平稳，没有太多变化。美国本土销售额的增长，主要源自自动化单品价格提升带来的推力。

但是这个逻辑在中国并不成立。中国制造业是一个竞争激烈且快速变化的市场，单品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想给自动化产品涨价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自动化产品销售额的增长，主要源自设备数量的大幅增加带来的推力。

哪种增长更具潜力，答案不言自明。

未来的全球制造业市场，得中国者得天下。而美国的工业自动化企业似乎和中国制造业的红利渐行渐远。可以望见，假以时日，全球TOP 50工业自动化厂商的排名终将彻底“换血”。

作为本段结语，引用一位好友在朋友圈中的留言，他说：“美国制造业回流，回就回吧…”

02半导体代表一国国运

掌握了全球制造业的未来格局，我们再来看看具体行业的变迁。

曾经有家日本制造企业来中国建厂，我问他们为什么选择中国，对方的答案很明确：在制造业中，半导体和汽车这两个行业代表了一国国运，这两个行业的未来都在亚洲，而且都在中国。

如果非要从这两个行业中选择其一，我首选半导体。因为各行各业都在智能化、半导体化，汽车也不例外。不夸张的说，未来的很多行业都将是泛半导体行业。

今年3月，波士顿咨询出版了一份报告，名为《限制对华贸易将终结美国半导体的行业领导地位》，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正如标题所示，报告认为在半导体领域，过去两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给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巨大影响。未来，限制对华贸易甚至直接“脱钩”的做法，将永久性损害美国半导体产业，并最终导致其失去全球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对美国负面影响显著。

我们照例来看一下这篇报告的论证过程。

因为在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时代，强大的半导体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及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一直都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头羊，占据45％至50％的全球市场份额。

2018年美国半导体企业研发总投入约400亿美元，全球营收总额2260亿美元，全球市场份额达到48％。相比之下，若不计外资企业，中国公司占全球半导体需求的23％，自身半导体产业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14％，显然，中国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自从2018年7月，中美实施第一轮关税措施以来，美国行业排名前25位的半导体公司营收年化增长率已经从之前四个季度的10％，大幅下挫至2018年底的1％。

2019年5月美方禁止对华为公司出售技术后，美国半导体行业领先企业的销售额在之后三个季度都连续出现4～9％的下降。

对华限制使美国半导体企业的营收和市场份额受到显著的影响，削弱美国持续对创新研发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导致其半导体产业所依赖的创新周期中断。

目前中美半导体贸易现状是中国不再对美国半导体产品征收关税，但美国仍然将华为和其他几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未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虽然被允许从美国供应商手中采购半导体，但采购不到“因军事用途受到出口管制的特定部件”。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以外的消费者和企业购买中国技术产品的意愿可能降低，因为担心美国的限制会损害其功能和质量。因此，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将受到侵蚀。但同时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国内的份额增加来弥补海外的损失。综合效应可能反而小有收益。

对于美国来说，损失就不那么容易弥补了。报告预测，现状持续之下，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将用来自中国、欧洲和亚洲其他供应商的组件替换基于美国技术的组件。未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厂商也会主动增加半导体供应商多样化，以减少风险。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中，给出了两种情况下的评估，第一种假设是“美国维持现有的对华出口限制和技术管制”，第二种假设是“彻底终止双边技术贸易、技术领域对华脱钩”。测算的结果显示：

第一种假设的前提下，影响将在2～3年后显现，3～5年后美国半导体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营收将减少55％，全球市场份额下降8％，全球营收减少16％，研发投入下降13％～25％。

第二种假设的前提下，中美出现“脱钩”，那么影响将在禁止决定作出后立刻产生，3～5年后美国半导体企业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其全球市场份额下降18％，全球营收减少17％，研发投入下降30～60％。

数据显示，美国半导体公司一直将收入的17％～20％左右用于研发。一旦发展到最糟糕的情况，美国半导体研发投入将至少削减30％，即120亿美元。资本支出将减少130亿美元，导致失去12．4万个工作岗位。

同时，波士顿咨询认为，中国本土半导体公司正在迅速成长，以满足中国庞大的国内需求。虽然此前中国半导体主要进口国是美国，但这一状况将很快发生逆转。

考虑到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现状，短期内大部分订单流入第三国。而中国半导体公司也将积极发展，以满足国内40％的需求（几乎是目前中国本土产能的3倍）。

波士顿咨询公司测算模型显示，由于韩国在内存、显示器、图像处理和移动处理器等关键产品方面的强大能力，韩国可能会暂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

中长期来看，如果中美“脱钩”发生，中国可能会成功发展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内半导体行业，能够满足国内绝大部分需求。

近期来看，韩国将成为中美贸易战获利者；长期来看，中国会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导者。即使中国不得不进口高性能处理器，来替代基于美国技术的CPU、GPU和FPGA，随着时间地推移，中国半导体公司可能最终也能满足国内几乎所有其他半导体产品的需求。

这样做会使中国自给率达到8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半导体行业全球份额将从3％增长到30％以上，取代美国成为行业领导者。

03推进中国制造的结构性力量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的全面性判断，那么当下最值得识别出的大机遇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明确，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增长主要靠什么？

答案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过去30年里，中国仅有约30％的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美国的增长则主要源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随着工业化进程接近尾声，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的又一名称。

举两个例子。比如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计100万元，而生产出来的总产值为150万元。这150万元的产值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元是由于投入了100万元的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万元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TFP还可以用百分比说明，比如本年度的产值比上一年度增长15％，而其中要素投入量如果增长10％，那么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上，以“从大国经济演进的视角看产业变革”为主题，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认为，中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方面，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力量：

（1）    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2）    新基建：也就是“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储存设备等。

（3）    大国工业：包括国产替代，如发展民用航空等大工程、大工业，会继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4）    产业变迁：这个过程中，资源需要重新配置，也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以市场化的力量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并充当变革的主力。

这些动力你肯定都不会陌生。

关于新基建的发展机遇，我在文章《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点名的“工业互联网”，正在成为“数字基建”时代的核心》和《深度分析“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IIoT、物联网IoT发展逻辑梳理》中，分别有详细呈现。

未来10年看to B、看工业互联网，这是一个明确的趋势。我认识的不少物联网圈内朋友，都已经开启了转向的探索之旅。

回想2012到2014年，京东、华为、阿里、腾讯、小米，这些做to C消费端物联网产品的“带头大哥”，成就了一批背靠“大树”的技术服务商。

而现在无论是5G还是工业互联网，都有可能培育出新型to B技术服务商，创造出适合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蓝海。嗅觉敏锐的那些原本围绕to C搭建物联网生态的企业，纷纷着手布局新团队挺进to B方向。

国产替代，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十年大潮。

今天所有中国人的脑海里，都在中兴事件那一夜，植入了一个念头——“美国人不可靠”。这个念头经历了华为、经历了伟创力、经历了谷歌、经历了持续的黑名单，不断的被验证和强化。

有些话一旦出口，就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有些事一旦成真，就不可逆的改变了一切。美国的举动建立了国产替代强大的集体心理根源。

国产替代，虽不像是5G、AI和工业互联网，指某一类新技术，但它同样几乎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领域。如果说5G时代，所有行业都可以重做一遍，那么在国产替代背景下，中国所有的行业也都几乎可以重做一遍。

云和资本在2019年，总共评估了2，000多个项目，其中很大比例与国产替代相关。核心技术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门”，谁拥有核心技术谁才拥有话语权，这也是极难投资的一个领域，需要满怀对技术周期和专业素养的敬畏。

在疫情的洗礼下，这批企业不负众望地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不仅发展毫无停滞，很多还实现了逆风飞扬。以一家云和资本已投的研发、生产高温合金的隐形独角兽企业为例，在疫情期间他们顺利的逆势推进了新一轮融资。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牵挂着C919的进展。C919中型客机是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4月27日，美国政府表示将对向中国的出口施加新限制，包括民用飞机零部件和半导体生产设备等，为我们的国产C919大飞机又增添了新的不确定风险。

这家企业生产的高温合金，正是航空产业链的源头。只有将高温合金制造等关键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航发国产化。

04“旧”全球化与“新”全球化

最后一部分，我们再将视野扩大，重新审视全球化。

旧全球化已经终结，新的全球化格局开启了。日内瓦国际研究所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专著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中对这个趋势进行了论述。这本书目前没有中文版，书名暂且译为《大融合：信息技术与新型全球化》。

“新”全球化，新在何处？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商品通过比较优势，在各国之间流通，促进全球范围内物流、信息流和交易的进行。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商品的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从供应“链”变成了供应“网”。单个制成品的全套供应链，很少在一个国家完整的存在，而是原材料在一个国家生产，元器件在另一个国家制造，制成品在又在第三国装配，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际竞争也从商品层面，深化到生产制造能力和劳动力素质的层面。因此，新全球化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形态：

新全球化在更精细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

新全球化不仅发生在产业层面，它可能发生在生产的任一阶段或任一职业。全球化的影响变得更难以预测。

旧全球化之下，国家可以识别所谓朝阳产业或夕阳产业。新全球化之下，不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