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让我们回到富士康在深圳的发展历程当中，进一步探讨它在深圳地区创新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从它未来的转型方向中，探讨它可以进一步扮演何种角色。尤其是，在有可能发生的美中科技脱钩的前提下。

我一直认为，在2009年之后，深圳对富士康的价值严重低估，并轻易地将苹果主力工厂驱逐到郑州。这可能是因为受到“血汗工厂”标签的迷惑，而没有看到，富士康不是富士康，它其实代表着苹果产业链。

在2000年到2009年这10年间，由于富士康迅速做大了深圳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使深圳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城市，并且这种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内容是所谓机电产品，甚至可以说是“科技产品”，所以深圳市对富士康是积极肯定、大力扶持发展。2002年，深圳市政府甚至将富士康确定为重点支持的4、5家大企业集团之一，与华为并列。

但是自2005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深圳成为国家重视的创新型城市（当时国务院总理肯定深圳“产业转型升级抓得早、自主创新抓得早”）之后，从深圳到全国，都渐渐出现了一种对台湾电子代工产业的偏见，这种偏见在2010年－2012年的“十四连跳”、“血汗工厂”事件中达到顶点。

偏见的核心表达之一就是，代工厂不掌握核心技术。

尽管富士康特别于2010年开始参加深圳高交会，向外界说明自己是一家真正的科技公司。在这届高交会上，富士康展示了自己在“五屏一云”方面的技术积累，而且截止到2008年，富士康已累计申请专利5．8万项，获准2．6万件，在全球华人企业中名列第一。到2017年底累计申请专利则达到14．62万件。特别是在连接器方面，富士康是全球的技术霸主；而在精密模具领域，富士康也是全球性巨头。

但人们对代工的偏见主要还是基于，一部苹果手机，工人的工资占比是如此之低，而富士康赚的就是廉价劳动力的钱。后来人们对台湾电子代工业观念的转变，可能还是台积电起了作用：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IC代工巨头，可它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成为了GVC的链主，对全球IC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即便是国内产业经济学界对GVC理论的研究中，对台湾电子代工产业也有同样的误解。事实上，代工模式正是台湾参与全球价值链、全球ICT产业创新链的独特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以2017年的数据，台湾资讯电子工业产值占其GDP的比例达到26．4％，并且其产值的77．8％是直接外销，超过93．5％的资讯通信产品和45．5％的电子产品的外销订单，是直接海外生产的，可以说，台湾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其资讯电子工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正如高自旺在《台湾地区资讯电子工业的全球价值链双边嵌套利益关系研究》所指出的，台湾电子产业与全球ICT产业链形成一种“双边嵌套”关系：一边是中国大陆、韩国、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经济体，另一边则是日本、美国、新加坡、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经济体，台湾从前者获得贸易顺差，而与后者则形成贸易逆差。台湾从后者经济体中获得核心技术的零部件或者自然资源，而利用中国大陆、东盟等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等，进行加工生产。这种双边嵌套关系到后期主要集中在台湾分别与美日等经济体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嵌套。这主要是因为，两岸有相同的文化，且大陆劳动力成本较低，市场规模大，两岸相互合作，互为倚重。当然，这里面，台湾产业从大陆获利最多，而美日欧则从台湾获利较多。

但这正是台湾ICT产业把深圳、甚至大陆拉进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两岸文化的同源，使台湾便利地发挥了这种中介作用。富士康正是这种中介作用的典型案例。富士康以此将苹果拉入了深莞惠电子信息产业链之中，成为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智能手机的若干工艺、技术沿着GVC进行溢出。当然，苹果自身也会受益于珠江口东岸地区ICT产业生态，受益于这个地区创新网络与全球创新链挂钩之后的互动协同关系。富士康自身的技术及研发体系，也丰富了这个地区创新网络的物种和元素。

此外，富士康作为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到2021年仍获得了苹果70％的订单），事实上承担了苹果产业链的代理采购商角色。虽然指定主要供应商的决定仍由苹果作出，但富士康作为生产组织者，仍有相当的建议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几年的代工生产过程中，苹果供应商的本土化比例曾逐步提升的趋势。

以2020年果链的主要供应商为例，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供应商就有52家，包括了42家大陆公司和10家香港公司，如果加上46家台湾公司，总数就达到98家，占Top200家供应商的一半。不算台湾公司，也占到了超过1／4．这些公司，有许多就是在深圳创业发展起来的公司，如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瑞声科技、伯恩光学、比亚迪、信维通讯等。这应该说就是富士康代工苹果在深圳设立生产基地之后的结果。

所以坊间传言，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开板，深圳市为创业板准备的拟上市公司中，有20多家都是果链上的企业，是以郭台铭有所谓“不是地方政府在培育中小企业，而是我富士康在培育中小企业”的说法。

如果苹果不撤出中国大陆，可以想见，来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会逐步增加，因为中国企业逐步在提升进口替代的能力。

如果，中美科技进一步脱钩，如坊间传言的那样，苹果也会将其生产网络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中国生产网络，一部分为非中国生产网络，那么其中国生产网络的部分，会迅速提高中国及香港本土供应商的比重。

有一种说法，指苹果可能会要求富士康撤出中国大陆，将中国生产网络的最后组装（同时也是采购商）交给中资或港资企业，或指立讯精密就是其中一个备胎。但是立讯精密这类大陆或香港企业的制造能力和效率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可替代富士康？也许郭台铭可以争辩说，难道“工业富联”不就是一家中国大陆深圳的公司吗？为什么不可以视“工业富联”和“鸿海科技集团”为两个股权上没有明确关联的中国大陆公司和台湾公司，而“工业富联”继续承担苹果的“中国生产网络”部分的总装环节，而鸿海集团则在越南、印度及台湾、美国等建立苹果的“非中国生产网络”？

这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如是，我们将可以看到“工业富联”这间深圳公司，在珠江口东岸的地区创新网络中，甚至在“中国价值链”中，扮演着如华为一样的重要角色。

       原文标题 : 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34：从鸿海、富士康到“工业富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