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首尔市政府（SMG）利用“市长智能城市平台”（Smart City Platform for Mayor）基于3200万行政大数据和尖端ICT技术（主要是由韩国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头羊如三星和LG参与）展开抗疫。

在平台上，政府部门能够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动力，使决策者全面实时了解城市情况，并与外地工作人员直接沟通，从而有助于作出明智的决策。

它们将自上而下的政府进程与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以一种动态和协同的方式联系起来。

虽然公开数据是由政府提供的，公民可以玩数据集，创建有趣的可视化，然后在同一个政府网站上共享。市政当局为测试即将出台的政府提案而开发的电子投票应用程序，允许公民自行提出电子投票提案——公民提案的数量最终超过了政府提案。

首尔市长朴元勋在这次疫情后甚至预测称，COVID－19的大流行将引发科技繁荣。

他在6月2日的“世界市长峰会”上甚至直接提到，要推动首尔成为一个在各个领域（包括“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之上的检疫）打造国际标准的城市。

和首尔经验类似，新加坡同样有自己的“国家级平台”（其实更像是城市平台）。

在新加坡抗疫中，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智能国家传感器平台，简称SNSP）则是起到了关键作用。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官网介绍中提到：

一个聪明的国家意味着人们和企业能够通过增加数据的获取、通过创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的贡献获得更大的参与性，以及一个利用技术更好地满足公民需求的更具前瞻性的政府而获得权力。

为了构建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新加坡还建设了智能国家传感器平台。

这个平台是个锚点，公众在新加坡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连接。普及的网络连接、基础设施和共同的技术架构将使公民、企业和政府机构能够利用技术改善智能国家的生活。

除了通用的数字“平台”之外，新加坡在今年疫情期间还推出了TraceTogether App。以帮助支持和补充目前在新加坡的联系人追踪工作，以减少COVID－19的传播。

新加坡总理府下属的智能国家办公室（Smart Nation Office）发表声明称，约有180万人下载了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但“这还不够”，毕竟新加坡人口达到了560万。

TraceTogether的工作原理听来挺奇怪的。

TraceGoToice采用分布式方法，当应用程序检测到安装有TraceGoToApp的另一设备时，参与设备交换接近信息。

跟踪用户卫生部（MOH）发布时间敏感的匿名临时ID，用于将患者识别为所有第三方。当APP的两个用户通过时，它使用跨越时间的设备之间的蓝牙相对信号强度指示符（RSSI）读数来近似两个用户之间的相遇的接近度和持续时间。

这种接近度和持续时间信息在滚动的基础上存储在手机上21天。一旦用户测试感染阳性，卫生部门会与他们联系，绘制他们过去的14天的活动轨迹，并请求联系日志。

不过，令人感到非常trick的是，这款应用在iOS设备上运行不可靠，可能会严重消耗电池寿命，这导致iPhone用户在使用这款产品时并不方便。

这种现象放在中国市场可能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支付宝和微信两大国民级APP早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

二中国的实践

坦率说，韩国还是新加坡的诸多尝试极为前沿，而且在整体智慧程度上走到了中国前面，但在很多维度还是展现了的局限性：

• 移动端建设赶鸭子上架，和日常生活关联不够紧密，只是为了抗疫临时上线，它的可持续性不强；

• 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展开普及，首尔的城市经验相对规模可观，但新加坡的经验普适性不强；

要知道，韩国首尔聚集了韩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新加坡则是一个城市国家。首尔人口1000万出头，新加坡人口不足600万，数字政府建设相对简单。

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直接导致了需求多样、参与者众多、技术标准复杂的一系列现状。

•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涉及不同省份、城市。行政管理体系复杂。每个省份都有不同诉求，省份之下又有不同城市，城市又有不同特色，省份和城市之间的体系还要打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体系也要打通；

• 首尔、新加坡的数字政府建设参与厂商相对较少。首尔是政府主导，三星、LG成为领导者，相对较好协调。但国内，数字政府的建设者包括互联网云厂商、传统ICT厂商乃至更多产业链中的参与者。

• 每家云厂商、ICT厂商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此前，政府采购时往往考虑不同企业间的搭配、平衡，数据的打通、流转，服务的建设、架构往往都需要政府进行多家协调，还要各个企业进行接口的耦合；

这种复杂情况也定了，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很大程度是靠平台级企业的市场竞争进程所推动的。很明显，云厂商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

和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优势当然也很明显。

• 支付宝、钉钉、微信这类国民级APP已非常普及，公众也形成了一定的使用习惯，数字政府可以从过去“无感”的G端服务，一点点转化为有感的C端体验；

• 云厂商提供了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些数字基础设施因为规模足够庞大，在接下来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甚至会发挥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尤其是这一次疫情，同样加速了中国的步伐和进程。

尤其是阿里云代表的云厂商，它凭借阿里数字经济体的系统性能力，假设起了一整套庞大的数字政府工具。用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的话来说：

中国的数字化在全球是走在最前头。我们不管在消费领域、产业领域、政府治理、甚至农业都走在前面，我认为比大多数国家都走得要更完整。

张建锋的话是有道理的。

国家政策层面有引导，中国市场还聚集了一大批云厂商、ICT厂商，尤其是阿里云以及阿里云背后的“阿里数字经济体”利用平台级企业的优势可以系统化输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