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高特佳投资执行合伙人王海蛟观察，疫情之前，国内IVD的检测试剂菜单都是看海外龙头有什么，然后跟着做一遍，把价格降下来，以高性价比的面貌呈现于市面上。

他们从来不会去考虑，中国的临床需求是什么？能不能生产出更适合中国的体外诊断产品？

而此次疫情最先爆发在中国，海外巨头不能再给国产IVD厂商当“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国产IVD只能独挡一面，最终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开发新产品，甚至可以满足海外需求。

但整体上，国内厂商还是技术的跟随者，此次疫情也是采用的传统方法，无新技术新原理的成功应用。

目前而言，国内IVD厂商仍处于仿制阶段。澳银资本董事长熊钢指出，他们主要在技术要求不高的细分领域进行深度应用，在制造、产能方面下功夫。

“除此次疫情外，对于诊断试剂的采买，三甲医院或者有条件的医院，能用进口的还是用进口。”熊钢坦言。

落后于人，说来话长

从产品代理、技术跟随者再到部分创新，国内厂商落后于海外巨头是事实，但也有其历史因素的存在，可谓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IVD在全球发展已近百年，在中国也有数十年的发展。整体来看，国产体外诊断产品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5－10年的代差。

“此事说来话长”，李逸石介绍道，“中国几乎所有行业发展起来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医疗行业也是外资公司先对中国企业进行教育，告诉中国企业体外诊断应该如何做，然后中国企业从代理商开始做起，渐渐自己研发低端试剂、小机器，再拓展到中高端产品。

其实，王海蛟认为，从模仿、部分创新到完全自主创新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现在一些细分领域已经实现了进口替代。

IVD行业的细分领域十分庞杂，根据检测原理和方法将其分为四大类，包括生化试剂、免疫诊断、分子诊断、微生物诊断。

生化诊断基本就是国产厂商的天下，进口的占有率比较低，也就是主要测定酶类、糖类、脂类、蛋白和非蛋白氮类、无机元素类、肝功能、临床化学控制血清等的产品；

在传染性疾病、内分泌、肿瘤、药物检测、血型鉴定等诊断的免疫诊断领域，国产IVD保持高速增长；

分子诊断基本可以国产替代，也就是指检测患者体内遗传物质的结构或表达水平的变化而做出诊断的技术，但像病毒检测、乙肝检测等灵敏度要求较高的领域，国内厂家还是与进口存在差距；

微生物领域，进口产品占有的比例比较高。

唐波说，国内厂商还在完成自身替代。比如在免疫诊断中，像从事酶联免疫的安图生物和科华生物已完成灵敏度高、特异性强、试剂有效期长的化学发光布局。

国内IVD厂商正在快速发展，近几年均保持15％以上的复合增速，而全球只有5％左右。

形势大好，最近几年常有弯道超车一说，熊钢认为这个说法很性感，但现实骨感，专注于技术的深度应用应是现阶段所要做的。

相对海外巨头，李逸石认为，国内厂商确实存在一些“做不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专利壁垒不能做；另一方面是因为针对某些产品，国内厂商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

但李逸石补充道，其中的技术原理有些其实并不困难，国内厂商只是现阶段暂时无法攻破，并不代表假以时日实现不了。

除技术创新方面的落后外，熊钢认为，一大原因还在于各自为阵，不善于合作与并购。

国内IVD厂商大多从某一细分领域切入，单打独斗进行国产替代，并购现象较为少见。此举具有一定好处，有利于企业深耕单一细分领域，专注深度应用。但问题是，如此一来，单一领域市场份额有限，在国内整个IVD市场所切的蛋糕很小，无法占据太多市场份额，导致诞生类似于罗氏、雅培等巨头企业的机会也会偏小。

国内整个IVD市场也才六百多亿，摊分到细分领域，往往不足百亿。

据火石创造统计，预计2019年，我国分子诊断市场规模也才90亿元；智研咨询相关报告显示，2018年国内POCT市场规模为94．26亿元。

但在IVD行业，各细分领域之间不存在太多竞争，而客户群体是一致的，通过并购可以有效丰富产品线，做大市场。

在王海蛟看来，并购爆发节点还未到，国内IVD正在高速发展，大家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并购动力不强。

从长期来看，熊钢认为，国内IVD厂商做大蛋糕，并购应该是趋势。毕竟，全球来看都是如此，巨头的诞生往往就是一部产业并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