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终会过去，后疫情时代，那些通过突击大考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将何去何从？

将业务重心向高端检验项目转移或成为一大趋势。此前有观点认为，在药占比降低的趋势下，检验收入在医院业务收入中愈发重要，理论上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的外包动力是不足的。但太平洋证券在走访了北京数家医疗机构后调研发现，即使是在三级医院，检验科主任和院长对医学检验外包的意愿也比预期高。

这主要是因为，三级医院面对的患者复杂程度高、病理检验技术针对性强，具有良好技术能力的大型连锁实验室的高技术平台反而能够很好地满足其需求。比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检测等项目，由于标本数量少、仪器设备投入大、检测报告结果时间长，三级医院会选择放弃自行检验。

以平安健康（检测）中心的合作伙伴SRL公司为例，其在日本可以开展至少4000项常规检验项目，另有很多SRL特有项目，比如AICS癌症风险预估筛查、AI染色体检验等。即使在北京，规模较大的综合医院开展的检验项目平均数量也仅为500－600项，国内第三方检验机构一般可检项目可以达到2000项以上。如果平安能将SRL的丰富项目，尤其SRL的独有特检项目引进国内，无疑将大大拓展自己的业务边际。

通过国内已经上市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年报也不难发现，从近三年趋势看，几家公司的高端检验项目占比都在逐步提升，化学发光等传统普检业务占比呈下降趋势，其中金域医学的基因医学业务2017年已成为公司第一大检验项目。随着这些公司对该项目的不断深耕和市场对高端检验项目需求的提升，高端检验收入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美国先例：放开支付端将成为行业爆发拐点

放眼未来，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的充分放量，最需要的依然是支付端的放开。一旦商保乃至医保可以取代自费成为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行业的春天就会真正到来。

这一发展历程从美国的先例上可见一斑。1965－1980年间，美国的卫生总支出从139亿美元激增至996亿美元。为了减轻医疗支出负担，美国政府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修改医疗保险政策，美国第二代DRGs于1981年完成，并从198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在DRGs模式下，医院的收入端变为成本端，这促使医院将更多的检验项目外包给运营成本更低的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进入第一个快速成长期。至80年代末，美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份额扩大到整个检验市场的20％左右。

1988年，美国颁布临床实验室修正案CLIA88，将私人诊所检验实验室和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严格监管起来。该法案的公布促使质量高、效率优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迎来第二次快速增长期，到90年代中期，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检验市场的35％左右。

美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的两大巨头Quest和LabCorp虽然均创立于上世纪60年代，但真正实现业务起飞却是近20年的事。从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里，Quest的市值从5亿美元快速增长到66亿美元，LabCorp的市值也从2亿美元增长到61亿美元。

惊人的是，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依然有成长空间。2016年初，LabCorp的总市值为114．32亿美元，排名第二的Quest Diagnostics的市值为94．52亿，如今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分别为165亿美元和142亿美元。20年时间，两家公司的市值成长了20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美国的检验市场仅占医疗卫生支出的2－3％，而我国高达10％左右，且我国的检查费用还有进一步下调空间。随着检查价格的下调，检查费用从收入项变成成本项，医院的外包意愿将逐步提高，从长久来看，这将继续利好于第三方诊断市场。

目前，一些区域集中送检、医保覆盖的实践在中国已经有了先例，比如青岛的“医保＋医检”整合服务模式。为了保障社区门诊统筹制度健康发展，降低社区机构成本，提高检验质量，青岛医保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标确定了两家第三方医检机构，将其纳入医保门诊统筹包干报销支付范围，要求全市基层医疗机构集中送检，实现“医”、“保”融合。2013－2017年，仅常规检查项目就为青岛医保支出节约近千万元。